政策老路已无弹药可用
政策老路已无弹药可用 更新时间：2010-7-21 0:04:27 【财新网】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10.3%。与历史相比，这两个数字超过1978年以来历史平均增速和潜在产出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也继续领先。 经济回升至此，其实结果只有一个――减速。如果刺激政策延续，将导致经济过热，然后经济硬着陆；如果刺激政策退出，结果就是增长动力衰减，增速下行。我们似乎更应该庆幸：从一季度的11.9%到二季度的10.3%，不是经济硬着陆，而是政策主动调整所致。 主动的供给调整 加剧市场担忧的是工业增加值增长快速下滑。6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比上月低2.8个百分点。如果考虑两个细节，工业数据可能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糟糕：一是基数原因，去年6月份工业增加值加速1.8个百分点，二是季节性原因，假期因素使得6月份工作日比去年少一天。更重要的，工业增加值数据只反映了生产法GDP中工业领域增长情况。 总供给和总需求增长出现反差，这在6月份的经济数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以工业增加值近似反映短期总供给变化，则供给增速下滑明显。但需求方面下滑较为平缓：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43.9%，环比增长4.3%，贸易顺差比上月有所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3%，比上月低0.4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累计增长25.5%，比上月低0.4个百分点。 这种反差是去年年底以来主动政策调整的结果。本轮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是：实体经济层面控制总供给、继续刺激消费需求、遏制投机性需求，金融层面控制信贷、收缩流动性。管理层铁腕淘汰落后产能，延续消费刺激政策，实际利率长时间为负但迟迟没有加息，都显示其对供给的抑制和对需求的呵护。 供给和需求的反差可以在两个层面得到印证：一是PMI库存数据，5、6月份 PMI库存指数处于高位水平，库存调整弥合了供给和需求的反差；二是工业增加值结构数据，6月份重工业增加值增速降低3.3%，而轻工业增加值增速仅降低1.6个百分点，重工业主要 “生产”产能，而轻工业主要生产消费品，这种分化也印证了供给的主动调整。 让供给创造需求 供给管理可以缓解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但不能解决短期增长问题。从一个偏重物质生产的计划体制演化而来，中国经济对刺激生产具有系统性的优势和冲动。上世纪80年代解放农村生产力，90年代解放城市生产力，供给管理政策都产生了巨大经济成就。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供给管理政策不再对经济增长明显见效，因为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如果“供给未能创造足够需求”，经济短缺便演化成产能过剩，此时，需求管理比供给管理更为有效。这也正是1998-2002年间中国经济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因为彼时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虽然有短期的需求效应，但最终增加了供给，在一个需求相对不足的买方市场，以增加投资为核心内容的供给管理政策事倍功半。 很大程度上，加入WTO属于需求管理政策。WTO为中国的生产能力打开了一扇大门，大大增加了中国产品的有效需求，从而导致了2003-2007年间的繁荣。 WTO红利正在或将要消失。国际金融危机是对中国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增长模式的强力矫正，但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仍在以旧模式解决新问题：中国仍在投资和出口，美国继续刺激消费，总量快速下滑的问题解决了，但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上半年中国GDP增长11.1%、出口增长35.2%，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不到3%，巨大的反差决定了国际经济政治博弈还将持续，其结果将以贸易摩擦或人民币升值的方式侵蚀中国的WTO红利。 根本的应对措施还是增加国内需求。对投资需求的刺激，2009年可谓到了极致，投资对2009年的GDP增长的贡献率达92.3%，其后遗症便是2010年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和铁腕淘汰落后产能。 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的顽症，现有消费刺激政策仍是一次性或临时性的。家电和汽车的消费刺激政策主要增加了消费函数的截距项，并没有增加消费倾向和收入。消费的持续增长需要消费倾向和收入的提高。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这将经历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 收入的增加面临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改善居民就业，这就需要增加产业发展，从而吸收更多劳动力；二增加就业收入，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根本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最终取决于供给管理。首要的问题是增加供给以创造就业。供给的短板在哪？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这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其次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其根本措施在于增加工资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要素应该获得正常报酬，否则难以维持其本身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 西部大开发、城镇化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现阶段实现“以供给创造需求”的关键政策工具。但这些政策更多属于长期供给型管理政策，政策效应的发挥将经历一个缓慢过程。于是产生了这个问题：如果经济增速继续下滑，政策是否会放松？ 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政策走老路，已经没有弹药了。 从投资政策看，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造就了成功的V型反弹，但加剧了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和节能减排，仍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单纯扩大投资与其背道而驰。 更重要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没有完全暴露，管理层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限制了地方的投资扩张能力；银行经过2009年的信贷大跃进，信贷扩张能力达到极限，信贷风险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这也限制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进一步扩张。 流动性常态化将是既定的政策方向。无论是政策调控还是银行自身风险管理，银行信贷不再成为流动性扩张的主要源头。在对银行信贷的月度监控下，M2增速从最高点29.7%快速下滑至6月份的18.5%，仍高于历史平均增速17.5%，M1增速从最高的39%下降到24.6%，但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16.9%。在短期CPI未见顶、长期通胀面临成本压力的情形下，流动性将继续收缩，向历史平均水平回归。 房地产调控短期内放松将导致政策信誉问题。房地产行业由于其赢利性吸收了过多资源，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投机性需求的房地产政策未来可能常态化。实际上，从2004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历史看，房地产行业对政府收入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如果地产调控成为政治问题，政策放松要到调控见效以后。 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速呈钟摆式来回摇动，则作为经济基本面反应函数的政策，已经不能回去了。2009年的刺激政策接近透支了政策潜力，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几乎没有空间。 经济与政策的坐标系可能正面临更新。在新坐标系里，政策工具箱增加了城镇化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这些供给管理政策具有长期效应，而投资、信贷和房地产等短期需求管理政策逐渐淡出，与这些政策对应的将是较低经济增速。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