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行十年前坏账阴魂未散：3万亿泡沫藏身GDP
四大行十年前坏账阴魂未散：3万亿泡沫藏身GDP 更新时间：2010-7-14 0:02:29 到了2006年6月底，时任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的孙晓霞表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17万亿元，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1870亿元，回收率为16%。无论是不良资产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央行挂账，都是债务“左兜换右兜”，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不同科目下进行的调整。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万亿不良资产挂账，中央财政的“共管账户”模式变成“左兜掏右兜”的游戏，国家要想核销这笔坏账，将计提2009年10%的GDP，全国人民变成真正的买单者。
6月28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创立大会，公司注册资本251亿元，财政部持有100%的股权。十年弹指一挥间，信达股份的成立终于拉开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序幕。AMC从诞生到转型，一直处在一种坏账剥离重组的游戏之中。
遥想当年国家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注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进入AMC，现在四大银行都上市了，AMC也开始转型了，1.4万亿不良资产核销却成了隐藏在GDP之中的巨大泡沫。
四大行坏账游戏
在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上，关于AMC最新数据截至日期是2006年一季度，这一份数据暴露了AMC处置不良资产的秘密。按照银监会官方披露的数据推算：AMC购入贷款原值应为1.26万亿元；如果不良贷款全部处置完毕，现金回收可能达到2631.69亿元；加上非现金，资产回收可能达到3049.2亿元。以上推断都是基于现金回收率和资产回收率保持不变。但在实际中，越到后来剩余的贷款处置难度越高，现金回收率和资产回收率都会下降，所以这里的现金回收数字和资产回收数字都是相对乐观的估计。
1999年财政部分别提供100亿元充当资本金，设立AMC；央行总共向AMC提供再贷款5739亿元，AMC总共向四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8200亿元，大致以1:1的比例，先后购买四大银行总计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到了2006年6月底，时任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的孙晓霞表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17万亿元，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1870亿元，回收率为16%。
等到了2006年年底，AMC皆宣布已经圆满完成了不良资产的处置，根据公开的官方数据，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21万亿元，累计回收现金2110亿元，比国家核定目标超收286亿元。
我们回到银监会的报表，现金回收2631.69亿元，资产回收3049.2亿元，如果不良资产数字用主流声音的1.4万亿元计，那么AMC辛辛苦苦十余年，现在不良资产还有1万多亿元.
按照再贷款和金融债券年利率2.25%计算，AMC每年需要支付央行和四大银行利息300多亿元，10年利息总额超过3千亿元，回收的现金全部支付利息都不够。
AMC不良资产的处置费用高昂，回收效率低下，期间审计署也曾一度发动审计风暴，发现存在违规和不规范、不合理处置不良资产现象，银监会也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整改意见。十余年，AMC势必新增费用若干，如果按照媒体披露的7%的不良资产处置费用率，老的不良资产加上新增的处置费用，现在的坏账可能不止1万亿元。
其实，从AMC接收不良资产开始，这就是一个数字游戏，即所谓的“政策性收购”。十几年前，四大银行有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十几年后，AMC欠央行5739亿元，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8200亿元；除此之外，依然还有坏账1万多亿元——如果有变化，那就是坏账的数字更大了。
AMC中的经济泡沫？ 信达股份公司成立了，“共管账户”的转型方案拉开了AMC转型的大幕。
目前，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还有不良资产2000多亿，这些资产基本是无法收回的真正的“坏账”，应该彻底核销掉。但在信达转型方案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2000多亿元巨额挂账损失剥离至此账户，又一次保留下来。
引入“共管账户”方案后，财政部不需要立即支付现金化解损失，而信达股份的财务报表将焕然一新。可以预计，财政部将作为唯一股东推动信达股份改制，完成商业化转型，进而引进战略投资者，并择机上市。
“共管账户”的本质，是用未来的收益来还当前的欠账，做法是将剥离的不良资产置换成优质资产，变成持有财政部的等额付息债券，财政部以未来获得的分红、所得税等归还。
对于“共管账户”的偿还，财政部将账户存续时间初步定为10年。如此，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避免了被解散的命运，财政部也将买单的压力再度留给未来。
AMC欠四大银行8200亿，也有了去处。中国银行6月30日发布公告称，“本行接到财政部通知，本行持有的东方债券到期后延期10年，利率维持现有年息2.25%不变；财政部将继续对本行持有的东方债券本息支付提供支持。”此事早有先例，去年9月，建设银行持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470亿债券已率先获延期10年。
另外，AMC欠央行5739亿再贷款也将停息挂账。央行作为货币的最终创造者，可以通过贷款创造存款，由支出决定收入，可以无限地创造货币。经济景气时，央行收缩对商业银行的贷款；经济衰退时，央行扩大对商业银行的贷款。
可以看出，央行资产负债表没有股东权益，资产负债大致保持平衡；左侧每增加一笔AMC债权，右侧就印刷一笔钞票与之相对应，从而注入一笔流动性；左侧AMC每偿还一笔贷款，右侧就注销一笔基础货币，从而回流一笔流动性。
现在AMC挂账，就是左侧不再偿还贷款，右侧也不再缩减货币，流动性停留在流通领域中，就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全体人民为AMC买单。
其实早在2006年，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就成为首批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企业，将烂账打包发行CDO、CDS一类次级债。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银监会暂停了不良资产证券化，中国的资产证券化陷入停滞状态。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走出谷底，国内推动金融创新、发展衍生品市场的呼声更加高涨，坏账会不会借机插上证券化的翅膀，一飞冲天，四处传染，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经过2009年接近10万亿新增信贷的疯狂，新一轮不良资产的日渐涌现，化解新的不良资产就只能直接拿资本市场开刀。配股、发债不一而足，A股消受不了，H股顶上。“2009年是信贷跃进年，2010年必然是融资潮起年。”如果目前已宣布的银行融资计划年内均能顺利实现，今年银行业融资总规模或超6000亿元。
无论是不良资产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央行挂账，都是债务“左兜换右兜”，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不同科目下进行的调整。其实，债务就是债务，企业核销要靠利润，财政核销要靠纳税，央行核销要靠通胀。现在这些坏账隐藏在银行效益中，蜗居在GDP效益中，它们才真正是中国经济的泡沫。
3万亿改革成本相当于GDP十分之一
银行的坏账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成本。中国搞的是渐进式改革，兼顾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对于改革的阻力，采取迂回、包容的方式，沉淀为改革的成本。
改革之初，改革成本多由中央财政当期直接支付。如社会救济福利费和物价补贴，一度在国家财政支出中逐年攀升，前者2003年达到了217.69亿元。改革到后来，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银行开始充当“第二财政”，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逐渐形成为巨额坏账。
央行研究局在2002年下半年的一个调研报告显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有80.7%是渐进改革成本的转移造成的，具体原因包括红头文件、企业政策性关停并转、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等。当然，银行完全由于自身原因，经营不善，也造成了大量不良资产。
银行坏账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就要设法相救，银行就会进行财务重组。财务重组的第一种形式是银行用自身利润核销坏账，这是企业行为，也是会计制度规定的市场化手段。但银行用自身利润进行核销的只是极少部分。
第二种形式是国家动用外汇储备重新注资。中行和建行两行用中央财政的所有权冲抵1970亿损失类贷款后，两行各获得225亿美元的外汇注资。工行用776亿可用财务资金核销损失类贷款，并获得150亿美元的外汇注资。建行同样获国家补充款项654.99亿元。
第三种形式是AMC向四大银行发行了10年期中央财政担保的金融债券8200亿元，用于收购银行不良资产。2005年4月，工行将2460亿元不良资产置换成等价的金融债券后，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并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
第四种形式是AMC通过央行再贷款或央行票据收购银行不良资产。1999—2000年，AMC用5739亿央行再贷款按账面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资产；2005年6月工行4590亿可疑类贷款按账面价值置换为央行票据，再以账面价值26.38%的平均中标价出售给AMC.
银行财务重组支付了改革成本吗？只有第一种用利润以及税收减免来核销的坏账是被直接支付了的，因为利税本应属于财政部。其他三种方式，都只是完成了改革成本的再次转移、迂回——原本已经转移到国有银行的改革成本，经过财务重组后又转移到了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
外汇储备直接向银行注资，相当于直接增发同等数量的人民币。这些外汇储备在企业向政府兑换时，已发行过一遍人民币，如果银行最终使用外汇冲销坏账，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货膨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
第三种形式当然最后由中央财政负担，但又是通过隐性担保这种形式，仍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买单，而是由中央财政间接的、延期的支付。第四种形式由央行负担，实际上最后通过普遍的物价上涨，由全体人民买单。
如前所述，需要引起警惕的是，改革成本在被转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时，还在被放大、被恶化，这是一个更加恶劣的问题。
2006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野华做过一个测算，中国渐进式改革成本估计有23979.38亿元，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农行的股份制改革成本。
农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财政部和农行设立“共管账户”，置换8156亿元不良资产，存续时间15年。这相等于农行持有财政部年利率为3.5%的等额债券，财政部每年付息285.46亿元，15年共4281.9亿元，连本带息12445.1亿元，农行改革成本又超过了1万亿。当然，利息也还是财政部从农行的利税所得。
按陈野华测算的改革成本23979.38亿元，加上农行的8156亿元，截止到目前的中国改革成本：32135.38亿元。如果加上财政部支付给农行的利息成本，则改革成本上升为36424.48亿元。
按照统计局修订后数据，2009年中国GDP总量为340507亿元，如果一次性核销这些成本，就只剩30万亿多点儿，10%就没了。中国GDP能够计提10%的拨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