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斌教授：做21世纪联结中西的经济学人
许斌教授：做21世纪联结中西的经济学人 MBAChina 采访中，许斌多次说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学教授的幸运。他引用外国同行的评价说，自己属于“the scholar who get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即得益于两个国家最大优势的学者。对个人而言，幸运则体现在学以致用。8年佛罗里达大学的任教不仅使他获得了终身教授，也奠定了他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学术地位。新世纪后回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所做的教学、研究、管理，也恰到好处地印证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发挥长处，这使得他对自己和这代经济学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清晰而执着：向西方准确传播中国，向国内拓展国际视野。
于是，记者的眼中看到了一个朴实而生动、低调而务实的现代经济学人。
大学视野的开拓——
复旦3108教室讲座的拥挤
个人的身上总是留着时代的烙印，尖子生许斌也不例外。
1982年，上海交大附中文科尖子生许斌以高分考入了复旦世界经济系，这个专业才开办3年。中国刚刚打开改革大门，与各国开始贸易往来。经常从新闻里感受国家经济发展动态的许斌，依稀中感觉到这一定是个就业前景宽广的专业。
等接触到所读的教材后，许斌觉得自己当初对“世界经济”四个字的理解有点“望文生义”。由于当年中国奉行向苏联教育的“拿来主义”，因此大多数教材都是苏联思维，有限的西方理论的介绍在叛逆期的许斌们看来，如同“新鲜空气”。30年过去了，许斌还记得两位解放前就留学美国的学者——教《货币银行学》的陈观烈教授和教《国际贸易学》的汪煕教授，汪煕教授介绍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里昂惕夫之谜在他心头播下了国际贸易学的种子。而完全是自学成才却功底扎实的宋承先教授则为他展现了西方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的宏大框架。
许斌在复旦的4年，正直谢希德当校长，这位知名的科学家校长极力倡导开明开放的学术之风。第三教学楼3108教室是复旦学子永远挥不去的人文风景。每周数个晚上，3108教室的讲台上，各类学者带着新思潮侃侃而谈；讲台下，座位、窗台、走廊、地板上是挨挨挤挤的学子们。许斌还记得学者介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也记得金观涛编撰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新观念，从热力学定理延伸到信息理论“熵”概念，还有西方哲学中萨特的存在主义，还有从来没听过的西方音乐。“周其仁也曾到学校来演讲。”如今声名正隆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当年正从产权和交易成本角度来认识中国的改革、关注农村问题。
复旦滋养的不仅是学业的优秀，更是视野的开阔。
感受两种方法论——
福特班的学术铺垫
1986年，“福特班”向许斌展现了一种开阔视野，直接促成了他日后走向国际学术领域。
福特班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邹至庄教授牵头的中美经济学培训项目，在全国10所最好的高校中挑选40名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授课老师都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顶级教授，讲解国外最新经济学思潮。“我们接触了大量现代经济学理论。”那年复旦世界经济系和管理科学系共去了7名同学。“福特班”的课程难度相当于国外博士一年级。许斌在那里深刻感受到了中西方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大大改变了他的思路。“苏联和中国的教材和思路是归纳法，而西方经济学的思路是演绎式的，有了假设后，必须要用数学等方式推理论证。”演绎和实证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方法。许斌的评价是，“中国过去的研究方法注重归纳，很像中医。”
在复旦时宋承先教授的宏观经济学课程给许斌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此在福特班，许斌在宏观经济学的考试中表现突出，得到了密歇根大学Roger Gordon教授的赏识。3年后，这位热情的教授为许斌赴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写了推荐信。
1988年，福特班开始在复旦举办，许斌担任了福特班的助教，这使得他继续保持着与西方学术界的沟通，而那年暑期班的专题正好是《国际经济学》，用的是克鲁格曼（诺奖获得者）和奥伯斯法尔德的刚出版的《国际经济学》教材第一版。正是在那个班上，许斌结识了教授国际贸易理论的芬德利（Ronald Findlay），而芬德利教授日后也成了许斌在哥大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而受到福特班所学知识的启发，研二那年，许斌撰写的有关信息经济学的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这也给了许斌极大的学术自信心。
“福特班”连接了复旦和哥伦比亚大学，使许斌体验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学术之门在哥伦比亚大学向他敞开。
践行“学术纪律性”——
哥大毕业论文的创新
1990年，许斌负笈东游，来到地处繁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和当年许多走出国门的学子一样，美国最初的见面礼是学习方法上的“断腕割袍”，而阵痛过后，则是包容学术环境下的论文创新。
语速很快的麻省理工学院年轻教授的授课，满黑板的数学公式推演，每周数次必须发言的小组讨论，几乎是靠自学的课程，来自近10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在国内拥有尖子生成绩的许斌在开始时觉得很不习惯。好在，勤奋和会读书的许斌不久就跟上了节奏。回顾当年学习方法的转型，许斌认为“从经济学修养的角度而言，接受这种美国式的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人思路开阔，有时便有天马行空的畅想，而西方经济学要求严格的推理和实证，许斌将之称为“学术纪律性”。
哥伦比亚大学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全球排名位列前三，因此在哥大五年的博士学习中，许斌有幸从芬德利、巴格瓦蒂、蒙代尔（诺奖获得者）等前辈那里汲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精华，也从罗德里克和麦克莱伦等新生代学者那里学习了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轮到写博士论文了，许斌受到伯克南（现任联储主席）的一篇论文的影响，尝试着将金融中介加入到国际贸易模型中。初报选题时，导师芬德利有些惊讶，在他看来，毕业论文要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做文章，而国际贸易模型中一般不含有金融中介。但是，导师芬德利还是给予这位中国学生的创新极大的鼓励。在1995年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许斌胸有成竹地宣读了论文，他将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市场引入了国际贸易的标准模型――“赫克歇尔-欧林”（后者为诺奖获得者）模型中，阐述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论文在一片掌声中获得了哥大优秀博士论文的殊荣。
1995年秋季，许斌带着纽约温馨的记忆南下，来到了南部的佛罗里达大学，开始了另一番学术创新。
终身教授的荣誉——
小字辈学者解决了大师之争
到了佛罗里达大学，许斌接受了学术创新和教学创新的双重挑战。在佛大的8年，除了每日充沛的阳光，有许斌可圈可点的记忆和骄傲。
“做教授就是挑战，相比，做学生才是容易，只要对付考试。”许斌和佛大签约6年，6年内如果不能拿到终身教授，按规则就要走人。而终身教授一般需要有6篇以上创新的论文，还要有6封以上外部教授的评鉴信，这些教授必须是国际贸易领域最前沿的经济学家，且是一票否决制。
“对东方人来说，可能有些挑战，写了好的论文还要会适度推销，要经常参加由大牌学者参与的研讨会。”许斌说，在西方大学里，良好的人际关系主要还是取决于每个人在学术上的实力。
1998年，美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学术争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不断出现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拉大现象，到底是国际贸易造成还是技术进步导致？是何种类型的技术进步导致？克鲁格曼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里默各执己见，克鲁格曼认为是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里默则认为是技术进步的“产业偏向”。
2001年，许斌的论文刊登在顶尖杂志《国际经济学杂志》6月号的首篇。许斌构建了一个统一模型包容了克鲁格曼和里默的不同观点，揭示了双方结论成立所依赖的不同的国际贸易条件。舆论评价“一个中国小字辈解决了大师之争”， 这也标志着许斌进入了主流的学术圈。
不久，美国国际贸易学科领军者芬斯特拉推出新版研究生教材《国际贸易》，邀请许斌担任评审，其评述出现在该书封底。东南大学国际贸易系的邱斌教授在澳大利亚访学时，在当地书店里读到这本教材时发现许斌的名字赫然在目。他异常激动，也很骄傲：在清一色的西方学者占据话语权的主流学术领域，看到了中国学者的名字。
讲课天赋的发现——
在美国南方的“布道”
除了终身教授的业绩外，许斌对于自己在美国南方对一千个洋学生的“布道”也颇为自豪。
“那是一个白色州，白人占大多数，学生来自当地最好的高中，但是都非常自我中心，认为美国是天下最好的，也笃信当地媒体的传播，对中国的认识更是肤浅：中餐和武打。认为中国人只会造鞋子。”许斌给本科生三年级上《国际贸易》的选修课。“起初只有二、三十人，后来就增加到七、八十人，院方还要找大教室。”许斌会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贸易是对中美双方都有益的经济行为，然后再讲述经济学理论。如同中国学生看到国门外的世界感到新奇，美国学生同样开拓了思维。下了课，大家会围着许斌说长道短，有的学生连职业规划都会找Prof . Xu来咨询。
许斌在和美国学生的交流中也发现了自己的天赋——擅长讲课。他总能把一个深奥的理论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让你入耳入心。数学家尤兰姆对经济学的数学化不以为然，问萨缪尔森（诺奖获得者）能否举例经济学中哪条定理既正确又不是显而易见的。萨缪尔森想了很久后说，比较优势理论。在许斌的课堂上，许斌这样描述：总统既有行政领导力，打字也很好，可他会选择发挥领导力作为职业，而不是打字。而秘书在领导力和打字两个领域都远不及总统，可是她还是可以选择秘书这个职业。这就是比较优势。对许斌的授课，学生常给他打满分5分，这不仅让同校的其他中国教授羡慕，也让美国同行佩服。在佛罗里达大学的第三年，许斌就获得了全校优秀教师奖。这个讲课的才能不久也在中欧充分体现。“我就这样在8年间给1000多名洋学生布道，介绍中国的发展。”
除了影响学生，作为留美的中国经济学家，许斌清晰的思路和形象的表达也深受佛罗里达大学所在地的《甘斯维尔太阳报》和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城市奥兰多电视台和报纸的喜爱。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每年9月美国国会都会审议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因为中国对美国顺差巨大，每次都会引起很大争议。许斌总会出来力挺中美贸易相互开放。而在2002年非典盛行期间，美国人对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恐惧感。许斌通过媒体告诉大家，不用担心，影响是短期的。
无形中，许斌成了出色的公共外交者，影响可能影响的人，影响具有影响力的人，用专业知识和学术信誉在美国说好中国的故事。
比较优势的活用——
中欧第二次学术创业
在佛罗里达大学获得终身教授后，许斌享受了一年的学术假期，期间他回上海在中欧上课。比起在佛罗里达州媒体上发表的言论，许斌发现自己还不是很了解中国经济。第二年2004年，受到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的吸引，他毅然选择了裸退回中国，回到中欧执教。在给EMBA上《经济学》时，许斌发现自己的讲课效果打折了。是讲法有问题吗？不！是内容不接地气，他连腾讯是什么样的公司也不知晓。而美国主流经济学的那套思路在中国并不适用。比如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买卖国债等公开市场来操作，而中国是通过央行发行央行票据来控制流动性。许斌觉得自己需要补课。于是他向院方提出暂停给EMBA讲课，所欠工作量以后偿还。此后他开始研读吴敬琏、许小年等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文章，向担任国际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朋友们请教，也向在做银行外汇业务的中欧学生学习，也去中国的企业调研……经过几年的磨炼，许斌觉得自己接上了地气，在课堂上又充满了信心，无论在MBA还是EMBA的教学中都屡获高分。2009年、2010年许斌连续获得学院优秀教师奖。如果不是有规定连续两年获奖后必须5年后再有资格，许斌还会继续获奖。下课后又出现了佛罗里达大学课堂的情景——他交了不少学生朋友。
除了在中欧的教学，许斌还连续三年参加了北大副校长海闻主持的全国高校国际贸易教师培训班。海闻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任教后回国的国际贸易学者，他们共同培训了100多名教师。 2009年，许斌的新书《国际贸易》出版了。
从2011年起，许斌担任了中欧副教务长，主管教授的科研。许斌上任后重新修订了学院的科研政策，提高了教授的科研积极性。最近两年，中欧的科研业绩在《金融时报》上的全球排名从第81位上升到了第58位，其中有许斌付出的努力。
“其实，我一直是很幸运的，所做的事情都是我喜欢和擅长的。我选择了国际贸易作为研究方向，选择了富有热点的宏观经济学作为讲授课程，选择了主管科研作为行政工作。这也是比较优势理论在我自己身上的体现。”
在中欧的第二次学术创业让许斌再次感受到自己的学术价值和被尊重感，而这一次是在自己的祖国。
承上启下的责任——
做新世纪联结中西的经济学人
明年，就是许斌在中欧的第10年，而中欧也将迎来20周年院庆。回国后，许斌时常出席各种研讨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说，作为这代经济学人是很幸运的。在国外接受了最系统的训练，回国后赶上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作为华人经济学家的责任体现在一个桥梁作用，对外，用英语将中国的发展情况准确地传播出去，前几年，西方媒体不断预测中国经济要崩溃了，许斌就发出声音抨击这种唱衰论；而对内，则需要开拓国内学子的国际视野，提醒中国离美国的距离还很远。在学术上，许斌觉得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如同是挖井工作，而像他这样已经在某一领域挖了一口深井的海归学者，回国后最需要的不是再挖一口深井，而是借鉴同行的深井，学会将各种知识联结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对这代经济学人的要求。”许斌认为，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面对快速的发展，对经济学者的要求更多的是要能触类旁通，要求有由点及面的综合判断能力，需要在宽泛性上获得优势。
回顾几代回国的经济学家，许斌觉得像复旦的陈观烈教授和汪煕教授那样的是第一代，他们有着民国教授的爱国热情和深厚的学识功底，“像钱学森那样，永远是让我们望其项背的楷模。”第二代主要是五〇后，如朱民、钱颖一、田国强，他们的使命感非常强烈，回国后有很强的参与感，在学界政界或商界担任要职，像朱民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第三代则算是六〇后，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他们对学术怀有浓厚兴趣，凭借实力跻身于欧美主流学术圈，比如中欧的黄明等。他们在西方获得了一定成绩后会选择归国，也不排斥社会参与，但是个人成就感的特色更强些。许斌认为自己是属于第三代中的晚辈。“第四代是七〇后学者了，他们应当更多地承担学术创新的责任，与欧美同行在*竞争。”
许斌爱看经济人物的传记，例如《凯恩斯传》、《格林斯潘传》、《索罗斯传》，在传记中，“我不仅多活了一次，也丰富了经济学知识。”许斌经常会用一些出其不意却生动的比喻来解释经济现象。2005年刚回国时，他曾和媒体这样表述中美经济关系：中国就像个勤奋的丈夫，不断地赚钱存钱，而美国就像个奢侈的太太在不断地花钱。这样的夫妻关系不健康，但未必不稳定。次贷危机发生后，许斌修正了他的观点：一边倒的关系过了头就会产生不稳定，中美两国需要平衡的贸易和互惠的投资，才能将不健康的关系扭转为健康稳定的关系。
那么在新世纪这场漫长的中美关系马拉松中，许斌们正扮演着联结中西的桥梁和不倦的“布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