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是闯红灯是创设一套新的信号系统

改革不是闯红灯 是创设一套新的信号系统

改革不是闯红灯 是创设一套新的信号系统 更新时间:2010-12-5 8:36:45   浦东新区今年迎来成立的20周年,是个“90后”的青年。他的主政者徐麟,是个“60后”,上海市最年轻的常委。  为什么是徐麟?  在跟记者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徐麟给人最大的印象是,从来不回避问题,直面记者的提问,有问就有答。既谈宏观理念,也对一线实操层面有准确记忆。言谈举止间理性而富有激情,节制而具有活力。  也是在事后,他跟记者讲起这一气质背后的“三有”理论对公众的诉求做“有理推断”,对公众反映的问题做“有解推断”,有关部门面对社会、媒体的批评时自我要做“有过推断”。  在浦东官员眼里,徐麟经历丰富。29岁任上海市南汇县常委、常务副区长,32岁进藏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曾经是当时上海援藏团的团长。1963年出生的他,在当选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介绍他说,“他是领导班子里面最年轻的一位,他也曾经在西藏工作。”  年轻和援藏,是他的给外界的两大记忆。  选拔一名年轻的官员掌舵浦东,其用意似乎不言自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明珠”浦东,经过20年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隧道期”,需要给大力。  也正是在徐麟的任上,浦东提出“二次创业”的口号。浦东经过第一次创业期的辉煌后,第二次创业创什么,的确需要智慧。  徐麟在这次访谈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二次创业”施政方略。其点睛之处在两个字:匹配。要改革政府,营造与“新”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制度。  “我们不是简单地做大产业,更不是研究如何扩大浦东GDP财政收入增长,不会为了一城一池的问题去多做考虑,而是从大局考虑。”徐麟说。  “浦东承载着国家战略,在四个中心建设中,浦东是核心功能区,也是主战场。我们的突破口放在打造功能上。”徐麟解释说。  1. “二次创业”重在提升功能  《21世纪》:浦东是在什么样背景下提出“二次创业”的概念?  徐麟:浦东开发开放已走过20年历程,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怎么走,我们要更好地总结,进行战略思考。  考虑到整个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以及国家在这一个阶段中的转型要求,怎么样使20年经验能够继承和更好地发挥,同时更好地肩负起现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赋予的历史使命。  所以“二次创业”无论从规模还是质上都有提升,特别体现在功能性的提升上,具体讲,我们感到浦东要查找自己的不足。  首先,社会功能相对滞后于经济功能、城市功能相对滞后于产业功能、生活功能相对滞后于生产功能。怎么样更好地体现匹配性,体现一种相适应,相协调,这是我们下一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次,这20年中,无论是浦东的基础开发,功能开发都和过去有很大发展。下一步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开放经济显示越来越大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上,制度层面不可能很好地满足和适应。所以,要强化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发挥,让市场经济不足的地方有所改变。  第三,经济的转型必须走出一条符合我们中国国情的道路。要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也反映出部分薄弱环节,或者对资源、环境消耗过多,或者说对整体的投入产业效益不好,或者更好地可持续发展的举措,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以提升的。  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样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科学发展的要求真正落实到实处。这里体现的是以人为本,体现的是综合协调,体现的是兼顾各个方面。其中,以人为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必须关注对民生保障的改善。  《21世纪》:你刚才提到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实际工作中,有无具体事件让你深刻感受到这些地方“滞后”,需要改变?  徐麟:我举个城市功能和产业功能关系的例子。比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产业功能上都比较强。陆家嘴积聚了大量监管类和非监管类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超过10万,机构积聚总量超过全市的80%以上,所以说产业功能很强。  但滞后就体现在城市功能就相对较弱,在这里工作的人就有所抱怨,不方便,交通不方便,车流和人流也不方便,每天碰到的餐饮服务更有诸多不方便,包括一系列的书店、邮局等都要加强。  《21世纪》: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无具体措施?  徐麟:接下来,我们要弥补城市功能不足,我们基本理念是产业和城市融合,方法采取的是缺什么补什么。  我们对每个楼宇设计了标准。有一些服务是单个楼宇自己必须配备的,有一些是若干楼宇之间必须设立的,哪些是在整个区域内一并系统考虑的。包括目前楼宇之间不联系,是孤岛,我们最近已经完成了二层连廊第一期,就是明珠环这边,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改善。  2. 浦东有两个契机  《21世纪》:你刚才讲到浦东未来要加强的内容,但浦东也面临着诸多不可复制的机会,你怎么看?  徐麟:总体来讲,我们有两个契机。  一个是包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凸显了我们“四个中心”功能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作为“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是需要有一个大的国际环境。  现在拥有人民币的不仅仅有外企,还有外国金融机构,这样回流的通道设计,结算功能的完善,就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空间。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发展产业,应该凸显功能是什么。有些有利于做功能的,可能不会带来GDP的明显增长,财政上还要我们扶持,我们也必须要做。  按照我们的税制,银、证、保有些税不在我们这里,但我们要支持这类企业落户浦东,这就是打造一种功能。  就金融而言,越来越强化跨境配置资源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功能要凸显,从更完善的角度来看,比如保险再保险等还要完善,人民币结算的功能等都要完善。比如说,航运国际中转功能要提升,航运服务功能要提升,现在就说标箱有多少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个契机是,国家希望浦东、深圳、滨海都应该先行先试,在先行先试中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格局,这是主要的试点。  在这个方面,要验证对服务经济有所限制或者支持度不够的地方。我们国家在发展中,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些老的东西没有经过新的更新,可能还带有这种痕迹。  另外,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或制度是适应制造业经济的模式,对制造业支持力度很大,但对服务经济的支持力度就相对有限,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事实上,一旦确立了以服务经济为主体,就要形成有利于服务经济发展的环境,就需要反思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以有利于服务经济的发展。  3. 新经济要有新的制度创设、修改  《21世纪》:在推动服务经济发展方面,浦东的策略是什么?  徐麟:我们的突破口放在打造功能上,而不是简单地做大产业,更不是研究如何扩大浦东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这样我们不会为了一城一池的问题去多做考虑,而是从大局考虑,从功能考虑。有利于功能的,即使财政要扶持,也要做。关键功能做成了,对整体非常有利。  所以总体来说,跨境配置资源的功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功能、人民币清结算功能这三个都必须加强和打造;在航运上就是国际中转功能和高端航运服务功能要加强。  《21世纪》:你提到两个契机的时候,也谈到在做有利于功能加强的事情,具体方法如何?  徐麟:我们遵循“三个导向”。  第一个是需求导向,也即“立”,实际上有很多发展的东西,过去的制度是无法包容的,就必须有新的制度创设。  我们就必须提出新的建议,针对生产力发展中碰到的新的情况、新的趋势、新的问题,提出建议,必须有新的创设。  第二个是问题导向,就是需要“破”,破解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有些工作若按照现在的某个制度来做是有很大限制的。所以,应该扶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对原有的部分制度要修改。  第三个是项目导向。比如,SPV,单船单机项目。我们飞机和船舶的融资租赁大部分以前是国外公司做的,现在我们根据项目来做,已经取得一定成绩。  这里面涉及到七八个国家主管部门,我们就寻求主管部门的支持,围绕这个项目,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有先例可循,这就是具体的突破了。  《21世纪》:你刚才讲到“破”,但制度突破也受到硬的约束,有时候很难“破”,比如土地,那是否南汇划入浦东也是解决硬件约束的一个举措,合并机遇何在?  徐麟:包括两区合并在内的战略举措是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优化整合,有助于制度的突破,机遇有三个。  首先,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陆家嘴、外高桥和洋山港被称为“金三角”,金三角范围内积聚国家战略要素全市最集中,原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行政主体。这样的合并可以更好地整合与优化资源。比如,以前国际机场一部分在原浦东,一部分在原南汇,两个港口一个在原浦东,一个在原南汇,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主体。包括迪士尼,有部分在浦东,有部分在原南汇。  第二个,功能的提升。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整合,带来了航运、金融功能的提升,更加符合国家对这方面的要求。我们洋山深水港航运示范区,涉及到很多概念都与金融相关,与贸易有关,所以现在我们陆家嘴、外高桥、洋山港的资源整合起来了,提升了功能。  第三个,制度上的创新。“三港三区”联动,把外高桥保税区、机场保税区和洋山港保税区共同组成上海综合保税区,成立一个管委会,很多涉及到航运与贸易相关的举措都在里面进行。  还有一个大的意义在于打破城乡的两元结构有巨大的意义,浦东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运作的结果是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形成示范,这也是国家战略对我们的期待。  4.看到红灯就闯,是对改革精神的曲解  《21世纪》:打造一个服务创新为主体的模式,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要转变过去管理制造业的模式,怎样来跟上,这个有无具体措施?  徐麟:在政府自身有两个方面。  一是从改革角度,政府自身要解决政府的不同认识,要清晰地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领域。各个领域应该有不同主体,就是要各就各位、各得其所。行政领域的主体是政府;市场领域的主体是企业,应该有企业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不能包揽过多;社会领域的主体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挥作用的程度现在还发挥不出来,需要培育、培养和扶持,这是我们的总体判断。  所以政府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你要想清楚你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不是政府的事情,就不能包揽太多。是应该政府管的事情,应该怎么管,这是又一个新的要求。  《21世纪》:对于你个人以及你核心班底创造的一种加班加点的工作方式,你希望传达给浦东干部的信息是什么?  徐麟:对于浦东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有一种“闯劲”,有国家战略意识。这个要求很高,就需要我们有国家使命感,国家战略需要我们敢闯敢试,要有试验精神。  这方面做不容易,当然这种精神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胆魄。因为现在我们规范的东西越来越多,法律法规体系都更为完善。在这种条件下,你敢闯敢试才行,否则你就会觉得任何东西都不能碰。有胆魄进行闯和试,绝对不是为了一届政府,而是为了整个浦东的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要敢于先行先试。  第二个是要有“智慧”。我一直讲一个通俗的比喻。改革绝对不是闯红灯。改革是创设一套新的信号系统,不是红灯亮着就闯,而是讨论这个原来的信号系统是否有问题,然后推出一个新的信号系统,申请试验这个系统,把原来的红灯体系改掉了,在浦东先行先试。如果试了觉得比以前好,就继续下去,如果试了发现没有以前好,就停止。这就是先行先试。  所以要有智慧,要有深度的研究,要做自己的设计。如果你的研究和水准到不了这个境界,碰到红灯就闯,这不是改革精神,这不是我们希望的闯劲,这是蛮干,对改革精神的一种曲解。  还有一个是“韧劲”。有很多问题,你认为是正确的,并有了一定的研究,未必社会都会对你这个想法有一致的认识。但有些东西坚持数年可能就成功了。但如果你碰到反对意见等就会轻易地放弃,那后面就没有结果了。  《21世纪》:你个人也在民政系统工作过,那怎么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呢,有何新的思路?  徐麟:我们这块也是一个条块结合的概念。社会组织我们是两条线,一条是行业性,比如律师协会等,另外一个是社区组织,是块状。  我们在社会组织的培育过程中采取了孵化器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组织用来孵化各种社会组织。这种孵化组织是一种党的组织,既孵化了社会组织,同时又将党组织覆盖到这些新社会组织。  比如以前,社会组织跨省市的话就是全国性组织,需要民政部审批。在有关部委的支持下,我们率先走出长三角,打破一省一市的限制,江浙沪的都可以加入浦东的社会组织。这类的行业组织在浦东发展很有优势。  5. 深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1世纪》:市场主体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浦东“十二五”对于产业定位有何变化?如何突破?  徐麟:浦东的转型,有四条路径,第一个形成以服务贸易为主体的格局,这其中就以金融、航运、贸易为核心;第二是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是强调创新的带动和创新在浦东未来发展中的地位;第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形成二元复合优势,既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又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四个就是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提升城市功能。  《21世纪》:产业发展要有基地,外界十分关注世博和迪士尼板块。  徐麟:世博园区3/4在浦东,未来这一块,加上周边地区,在市里面统一规划下,可能要打造一个文化会展、市民活动、国际交流与商务的地区,会形成上海新的城市地标,新的功能高地。  在上海中心城区有这么大的地方可供开发,未来对浦东的带动一定很大,所以我们一定会全力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开发。  迪士尼,是一个占地3.91平方公里的主题乐园,2015年开园。它和它周边相关的地区将要建设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未来的配套,包括商务酒店等这几年都要做好,保证到2015年一期开园的时候完成,这是我们“十二五”工作的重点之一。  第三个重点是临港新城,按照100万人口的规模。现在有一个好的机会,向北通往苏北的高速公路接下来要通到南通,向南钱塘江上一桥和二桥在逐步完善,到宁波、浙东地区更为便利。临港新城将和周边的产业区融合,这样产、城、港联动发展,在“十二五”期间一定会有一个很快的发展。  这个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配套是“十二五”期间投资的重点。现在的路网密度南边和东边不是一般的少,而是明显有缺陷。  所以未来的发展重点是这三块,是做增量的地方。  《21世纪》:现在滨海、深圳等地区中,浦东的优势与价值何在?  徐麟:我觉得深圳一直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直讲前有标兵。滨海新区也是后来居上,从经济总量上来讲,今年超过浦东,上半年就已经超过我们了,发展势头很猛。  这两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了,三地有共性,也有不同的地方,功能定位和经济结构不同。  我们会按照国家对于我们的定位,强化浦东实施国家战略的意识,也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在改革上要为全国提供借鉴,在经济运行制度层面要有所突破,在改革政府运营制度上要有突破,在功能建设上,社会经济协调上都要走在前面。  这是我们按照浦东定位,向深圳和滨海学习。  《21世纪》:要达到这些目标,你是主导的官员,有企业、政府等经验,你的经历对于你完成现在的工作带来哪些收获?  徐麟:这么多经历的变动其实对我是一种学习和提升。但众多岗位的历练为我提供了学习机会。  在浦东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要多学习。浦东是一个很好的、干事业的平台,人到了这里一定是有激情的。这种激情,这种干事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很强烈的。  浦东也是一个学习的大平台,进入了浦东就必须要学习众多的知识。我过去的经历提升了我的学习力,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作者:孙小林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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