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五道口王亚南 | “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五道口王亚南 | “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充满艰辛与曲折。

中国早期经济学发展大体沿着两条线索进行，既有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西方严格学术训练后引进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也有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而探寻并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者又一起融入国家独立、发展、改革的洪流中。这些先行的经济学家们既是先进理论的引入者、传播者和创造者，也是社会经济的参与者、分析师和推动者。

在中国现代经济学家各个流派、各个分支领域的璀璨群星中，都闪现着清华大学和道口校友的身影。在复杂、尖锐的社会形势下，他们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或投身教育事业，培养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才；或运用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探索建立中国的经济学派；或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为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本年度人文专题将撷取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部分校友，简述他们的生平和志业，展现他们的追求与探索，感受他们的学养和情怀。

― ―清华大学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

20世纪初年来到人世，伴随中国革命的洪流成长，他始终有着革命的热忱与进取，注目中外经济理论，审视中国经济从封建走向现代的历程，两度飘洋习新知，而始终立足这片土地，开拓着属于中国经济史的多个首创。

首译《资本论》，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做出巨大贡献；首倡“中国经济学”概念，剖析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形成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论・・・・・・

他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王亚南。

王亚南（1901-1969）

1901年，王亚南出生于湖北黄冈团风镇，父母早亡，在兄长的支持下到黄州读完了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第一中学，1922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

少年时代的他学习极为勤勉，曾经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做成三脚床，仅供自己深夜学习疲劳时小憩，警醒自己不可酣睡。这段伏案苦读、焚膏继晷的学习经历如今已经成为学生们熟知的励志故事。

青年之时，王亚南依旧保持着早年勤奋耐劳的吃苦精神，在大学就读时候一直兼职中学英语教员以贴补生计，晚上常常要赶到校外十公里的地方完成兼职。也正是在那段兼职岁月，他接触并了解到了革命启蒙思想。当时，董必武正在武汉兼职中小学教员党政训练处负责人，王亚南时常去听他讲课，接受到进步思想和启蒙精神的熏陶。1927年大学毕业后，恰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王亚南毅然加入革命洪流，只身投奔北伐军，担任军中政治教员。

大革命失败了，王亚南也经历了人生的困顿期，他从武昌流落到上海、杭州，谋不到职业，只能流寓杭州大佛寺，一面思考着革命中得到的现实教育，一面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忧心不已。但，在这里，他的人生和事业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大佛寺其间，他结识了同样寓居在此的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生郭大力，两人交流人生理想、互谈未来，很快成为至交，也是在郭的启发和鼓励下，他开始钻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之后他们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两人共同商定了经济学研究包括翻译《资本论》在内的宏大计划，但生活所迫，两人共事不久便暂别，郭大力回到上海任教，王亚南也在友人方达功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深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王亚南愤然回国，在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兼任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也继续进行翻译、写作工作。次年，他和郭大力合译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引起了学界震动。此后一二年间，两人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相继出版。这些著作的研习为翻译最核心也最艰难的《资本论》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1935年，王亚南回到上海后与郭大力重新会面，筹划正式翻译《资本论》。此时，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王亚南，向他说明翻译《资本论》的迫切性，并希望尽快译出，早日付印，并且预支了一笔费用。终于在1938年，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有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出版了，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鲜事物，也给当时的中国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亚南所著《资本论》研究

翻译以外，他自己著述的《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出版，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从30年代逐步完善，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经济学史”论述，其中著名的“地主经济理论”更被称作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这些成就的获得，和王亚南将翻译与学术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始终关注国情国运的情怀是分不开的。他不仅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将翻译作品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利器的学者，研究马克思的立场、方法，终究是为中国经济问题服务，在国外学习、搜集经济著作也最终是为了从更多维的角度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正如之后其著作《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就运用《资本论》的体系范畴，从商品经济入手，揭示了旧中国商品形态的经济属性。该书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在他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尤为著名。

王亚南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共产革命的宣传助力，又支持进步青年学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常收到特务寄送的恐吓信，但他始终泰然自若、不屑一顾，依旧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的道路。他创办《经济科学》理论季刊，与英国学者李约翰畅聊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写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创办《社会科学》、《研究汇报》季刊，出版《中国经济从轮论》等书，未有停歇。40年代中后期，国民政府几次想通过“接见”、金钱收买的手段笼络他为国民党政权服务，都被他断然拒绝。

除了在经济学上的卓越成就和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坚定外，王亚南也是一位具有高瞻远瞩、在教育理论上富有成就的教育家。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他便受邀在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经济学理论的讲授，并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0年夏天，他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

王亚南在厦门大学的雕像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王亚南总结出了十分具有借鉴意义的教育论、人才论和教学论，而这三者也是立足中国实践、纵观从近代教育发展趋势得出的。他提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和民主教育为核心，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认为综合高等院校中存在的"重理轻文"的现象必须纠正过来。王亚南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强调要给人以发挥才能的环境，对人才大胆使用而不求全责备，胸怀宽广、积极扶植新进，培养了诸多有党和社会的有用人才，他与陈景润的“爱才”故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王亚南与青年学生座谈和研究《资本论》

在“文革”中，王亚南被打成“ 学术权威”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11月13日，王亚南在上海病逝，终年68岁。王亚南去世时留有遗作有著译41部，论文334篇。1978年，王亚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同年12月23日，在福州革命烈士陵园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文革后，1978年12月23日，中共福建省委举行王亚南骨灰安放仪式，为其彻底平反。

六十余年勤勉耕耘，三十多载讲坛岁月，王亚南的一生为中国经济学做出诸多贡献，亦栽培出无数治学之才。攀登过的学术高峰上，都留下他开拓者的脚印，王亚南，始终是一位“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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