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 | 这场疫情，该想想有深度的问题了
长江商学院 | 这场疫情，该想想有深度的问题了 长江商学院
“人与人之间虽然从来没有如此地被隔离起来，但是人与人之间也从来没有如此地休戚与共过。”
现代化和全球化不仅为人类带来了福祉和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和困惑。新冠肺炎疫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蔓延至全球200余个国家及地区，一场全球性的“世纪大疫”，为全球化敲响警钟。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应该对人类文明和全球化有怎样的深刻反思？一起来听听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宝博士怎么说。
本文整理自3月6日长江商学院 EMBA&EE联合推出的“无界学堂”上，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新商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儒家经济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大哲学博士、长江商学院 EMBA13期校友王建宝以《乡土化与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的文化反思》为主题的精彩分享。
蓝幽灵：地球与人类的对话
如今正在全球愈演愈烈的新冠疫情，既非“灰犀牛”也非“黑天鹅”，而是一个“蓝幽灵”事件――它来去无踪，以多样的形式不断出现，是蓝色地球对人类的警示。
“蓝幽灵”给我们的第一个文化反思，就是人类的无知与傲慢。从1947年的埃及霍乱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我们不断遭受“蓝幽灵”的困扰。
比尔?盖茨参与的一个视频估测野外有160万种未知的病毒，而人类目前仅知道不足3000种，不到0.2%。采伐森林、工业化养殖、滥吃野生动物……人类的经济发展使得下一场瘟疫成为了必然。我们经历的气候变迁、冰川消融、自然灾害频发、新型病毒不断涌现，无疑是蓝色星球与人类的对话。
“蓝幽灵”的再一次降临，对经济的影响毋庸置疑。按照《经济学人》的基准预测，疫情对中国全年实际GDP增速的负面影响约为0.6%。疫情不仅牵扯经济，更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问题。人与人之间虽然从来没有如此地被隔离起来，但是人与人之间也从来没有如此地休戚与共过。
这次疫情很多方面不可抗，但可抗的一个重要力量就在乡土社会。面对不容乐观的疫情，在我所居住的村庄里，乡亲们追忆700余年里是如何披荆斩棘、一路生存。这样一个原住民的信赖社群，超越了阶级、民族与宗教，在哀而不伤的历史意识中孕育出生生不息的道统意识――即斯文在兹，道不灭，我们的文化共同体也不会灭，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
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从费孝通到格尔兹，乡土社会吸引了诸多人类学家的视线；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赛珍珠……更有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成为乡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时间上，乡土化是有传统意识、根源意识的现代化；空间上，乡土化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乡土化是一种涵摄了时间意义的现代化与空间意义的全球化，在传统根源意识上升华了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教化过程。
简言之，乡土化是对本地化、民族化、区域化和全球化以及现代化的一种回应，其意义即在于“返本开新，生生不息”。
现代化：古人与今人的对话
回溯古典，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文明（The Axial Age Civilizations）”，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全球几乎同时出现了几个典范人物――苏格拉底、释迦牟利、摩西、孔子及老子，分别代表了古希腊哲学、犹太教（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传统（包括印度教和佛教）和东亚传统（儒家、道家、中国化的佛教、日本神道教）。至今，全球99%的人仍生活在这种轴心文明的心灵结构中。
观照当下，轴心时代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牵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现代化。
美国人文社科院的机关刊物《Daedalus》杂志提出了“现代多样性”，即现代化绝不仅仅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斯坦福大学的福山研究员认为，聚齐了土地、政府、人民三大要素的汉承秦制实现了“现代化”；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先生认为，由于门阀制度瓦解，关陇贵族退出历史舞台，平民阶层出将入相，唐宋鼎革进入了现代化。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也创造了新的挑战。
首先，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现代理性得以发展。但是，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因理性而祛魅（Disenchantment）之后的人类加深了对死亡的恐惧，从对上帝的迷信滑入到对现代科技的迷信。
从蒸汽机、柴油机时代到电力时代，从计算机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在不断取得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对科技产生了一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迷信――但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这种“幻想”，我们至今未研制出可靠的疫苗和特效药。即便不久的将来出现了针对COVID-19的疫苗和特效药，人类又将如何在大自然中的160万种病毒中屡战屡胜？显然，这是仅靠科技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无可否认“启蒙”在人类社会与文明中的伟大价值，但其终究还是一个针对欧洲社会的专有名词。启蒙既带来了工具理性、“知识即力量（或者权力）”，还有所谓的“浮士德精神”，同时也催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绝对科学主义。
启蒙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也有所谓的“浮士德精神”…
简言之，西方启蒙思想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价值，首先具有全球意义，但也是一个地方价值，是特殊的、封建的、迷信的欧洲社会孕育出的一场伟大思想运动，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催生了巨大挑战。
如今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接受启蒙的价值并超越启蒙的心态，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找到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康庄大道？
我们要回归根源意识，以根源意识建立文化认同。中国文化的主要根源意识显然包括儒家思想。那么，儒家是什么？
首先，依照杜维明先生总结，儒家是学习的文明，是与时俱进的文明，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文明。第一，儒家是学习的而非传教的，是“礼闻来学，未闻往教”，以自身人格的挺立和文化共同体实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柔远人，化方外”；第二，儒家是与时俱进的而非僵化的，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的因革损益、日新盛德；第三，儒家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而非迷信的，是在“礼崩乐坏”后重建礼乐，用《春秋》去通礼乐，用礼乐升华《春秋》。
其次，如果用一句话来讲，儒家是为己之学，“先立乎其大”。为己之学是即凡而圣的，在凡俗中成就圣贤；是明哲保身的，（既明且哲）养浩然之气以修齐治平；是在人伦日用中，在有限而脆弱的生命中成就无限的精神价值。
第三，儒家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价值。类似于西方启蒙思想，儒家首先是一个地方价值，但如何在人类发展的新时代里可能具有全球意义，则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才可能开显出来。儒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希腊传统对真理的追求与希伯来精神对上帝的信仰二者结合在一起才产生现代科学。因此，我们需要虚心学习，与现代科学产生共融（Affinity）。
总之，时间并非线性，空间必然弯曲。现代化语境中的乡土化，可能是离土不离乡的，或是离乡不离土的，可以是不离土不离乡，甚至是离乡又离土的。犹太人离开耶路撒冷两千年，一直坚持“明年耶路撒冷见”；借用思想家唐君毅先生的话，中国人亦可“天德流行、灵根自植”，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植下灵根。
疫情止于乡关，综上，现代化止于日新盛德，乡土化是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的现代化。针对此次疫情，有很多不可抗拒的因素，得益于这种乡土化，我相信疫情止于乡关。
全球化：文明与文明的对话
基于全球化的空间观念与现代化的时间观念，全球化与现代化都隐含着一种导致趋同甚至同质化的发展战略。然而全球化并未产生同质化，反而促进了本地化、民族化、区域化，不同的颜色、声音、气味、语言、种族、信仰等等，使得人类社会从未如此地分化；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又从未如此地相互联系过。
全球化从来没有停止过，正如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其《棉花帝国》一书中提出：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在此过程中，便出现了民族国家与天下的分野。
在民族国家和天下观的视野里，首先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在孔子提出的“天下观”里，中国古代“家”是士大夫的家，“国”是指诸侯的国，上有天子，先有天下共主，再是夷夏之辨。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自称为国家的文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在19世纪末期的衰弱中不得不佯装成一个民族国家，以适应欧洲的标准。”他还说，中国不只是民族大家庭中的另一个民族国家。
倘若对什么是中国、中国从哪里来、中国哪里去等等前提一无所知，那么对中美贸易战、中国梦、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特色等等议题的讨论便无甚意义。在全球化中如何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认同，乡土化也许是中国化的一条接地气的路径。
其次，是全球治理问题。“帕累托改进”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名词，指在一个社群中发起一个行动时，只要没有人的福利受到损害，哪怕只有一个人的福利因此得到改进，那这就是资源分配的一种最优路径。
有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孔子改进”，层次比“帕累托改进”更高。共同富裕是“孔子改进”的路径，一个人的发展一定是与其他人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联结在一起的，正如《论语》中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新冠疫情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因为只要传染源仍然存在，所有国家都将受到影响。不仅是这次席卷全球的“蓝幽灵”，非法移民、气候变化、贫富不均等诸多全球性的问题，都需要全球整体动员能力以及天下一家的全球化。
如是，全球化止于何处？止于天下一家，乡土化则是自身保持文化认同、彼此和而不同的全球化。如何和而不同、如何天下一家，这便涉及核心价值观如何对接的问题。
以文明对话的行动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
1976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首次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出来。当时提出的问题“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China: Friend or Foe?）”延续40多年未变，去年的中美贸易战依然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这就牵涉到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让我们回到轴心时代四种价值观的理解与交流。溯源至此，如何平衡封闭的特殊主义和抽象的普遍主义，一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任何宗教的语言都不是普世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语言――自由、科学、法治、人权――也许是普世的，但并不足够，因为我们遭遇了诸多挑战。无论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还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观”、乃至“末日审判”等等，都体现出一种以人类线性发展为圭臬的超稳定的心灵结构。这一种表面的普遍主义恰恰内涵了一种封闭狭隘的特殊主义，文明冲突由此而起。我们必须用文明对话的行动来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
为此，杜维明先生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作为文明对话的理论框架。精神人文主义以仁为枢纽，天、地、群、己四个维度互相交融、彼此影响。在这个框架中，中间的枢纽是“仁”（Humanity）；左为“己”（Self），乃儒家的为己之学；右为“群”（Community），包括各种形式的人类共同体，从民族国家到微信社群；下为“地”（Earth），凸显关爱地球的价值；上为“天”（Heaven），即保留对天的敬畏。“精神人文主义”是人文主义，但不消减神圣性和信仰。
文明对话的基础是“人”的语言。通过“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探讨人何以成为可能，回应AI、基因工程等等各种对人的异化、对人的伤害，回归到人性的高贵。
我们还看到，鉴于商业资本在现代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商业文明也成为了文明对话的主力军。
2016年7月8日，长江商学院在北京举办新商业文明论坛：如何建立新商业文明的自我意识
总之，东方有中国再崛起、上下5000年的历史、儒家思想的天下观，西方有文艺复兴、启蒙和工业革命、现代文明与资本主义、商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创新，如何能实现东西方的双向交流？
并非所谓的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互相学习，才有可能开始新的文艺复兴。所谓超越古今，会通中西，学以成人，天下一家。
文明对话视域下的乡土化正如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借用现象学的思考，过程才能够成就一种价值，有缝隙的地方才能有阳光透进来，在结构中、在过程中产生这种价值，就是牟宗三先生最喜欢吟诵的《诗经》中的一句，“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结 语
现代化和全球化为人类不仅带来了福祉和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和困惑。乡土化，一是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的现代化，二是自身保持文化认同、彼此和而不同的全球化，合而言之，就是“化现代”与“化全球”。
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除了文化认同还有经济结构、政治系统、社会体系、生态环境，以及这五者的整合系统。在这六大复杂系统中，“蓝幽灵”是地球与人类的对话，现代化是古人与今人的对话，全球化是我和你的对话，是文明对话，乡土化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认同。最终，则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疫情过后，无论是社会组织方式还是经济结构，无论是社会治理方式还是个人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深刻的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
显然，无论是美国的路还是中国的路，一定都是人类共同的路――因为无论东西南北中，人类只有一颗蔚蓝的星球。此次疫情“蓝幽灵”的再次降临，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疫情止于何处？止于乡关。现代化止于何处？日新盛德。全球化止于何处？天下一家。人性止于何处？止于至善。天地之大德曰生，乡土化以（仁）人的语言，涵摄了时间意义的现代化与空间意义的全球化，生生不息。
正如马克思和尼采是基督教的消毒剂一样，五四运动是儒家的消毒剂，让儒家洗尽铅华，乃至练就金刚不败之身。这也是在此以乡土化和全球化进行反思的问题意识所在，我们既要接受启蒙价值，更要能够超越启蒙心态。
中国需要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继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掘井必及泉，挖掘出自身的根源意识，而不是汲流忘源，返本以开新，建立自身的文化认同，从而形成具有批判性的集体共同意识。
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肯定都是人类共同的梦，人类将来也只可能有一种文明：庆幸差异（Celebration for Difference）的对话文明。
最后，乡土化涵摄了现代化与全球化，互相摩荡，共同演化，其结果正如荷尔德林说的那样：“诗意地，人类栖居在这片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