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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色圣地也是绿色福地,上杭古田成长寿之乡——来自闽西老区苏区的蹲点报告2、佛光寺:“中国古代建筑第一瑰宝”的千年记忆3、江苏品牌门窗厂家有哪些?
红色圣地也是绿色福地,上杭古田成长寿之乡——来自闽西老区苏区的蹲点报告
雨后的古田镇景色(5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11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红色圣地也是绿色福地,上杭古田成长寿之乡——来自闽西老区苏区的蹲点报告》的报道。
上杭古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标记重要一笔的红色圣地,92年前的冬天,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古田会议在这里举行。92年来,上杭古田不仅见证了红军的浴火重生,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老区苏区发展巨变。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在这一红色圣地驻点调查发现,上杭县涌现越来越多长寿老人,全县百岁老人占比甚至超过联合国“世界长寿之乡”标准,成为一种奇特的现象。
这种现象背后是当地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带来了工业绿色转型、乡村“三产”融合发展,民生投入不断增加提升了医疗保障水平,红色文化不断传承培育了文明乡风。当前,上杭县古田镇正走出一条经济发展、生态提升与人民健康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的老区苏区特色振兴发展新路。
古田镇百岁老人黄善金在家中读书。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秦宏 摄
百岁老人与生态家园的新气象
“这个吹号的人就是我。”记者在古田镇下郭车村见到了身材瘦小但身体十分硬朗的101岁老人黄善金。他除了介绍自己在红色电影《古田军号》中扮演的角色,还带记者到二楼书房,介绍他常读的《军魂》《古蛟印记》等书籍。虽已百岁高龄,但坚持每天读书看报,且眼神非常好,能不戴眼镜诵读。
下郭车村四面环山,山上林木葱郁;村里干净整洁,房前屋后和村口路边随处点缀着村民种植的鸡冠花、百日红等花草。
“近年来,通过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提升,村子越来越干净,老人们每天沿着宽敞的水泥村道结对散步,或在村边清澈的小溪边互约钓鱼。”下郭车村村支书黄晓梁说,村子空气好、水好,人越来越长寿。
下郭车村所在的古田镇户籍人口约2万人,拥有百岁老人6人,80至100周岁高龄老人678人,这是上杭县一个缩影。据统计,近年来上杭县百岁老人和高龄老人数量持续增加,仅去年就新增百岁老人25人,目前百岁老人总数63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联合国“世界长寿之乡”标准。上杭县53万户籍人口中,80周岁以上老人达到1.7万余人,占60周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9.37%,高于全国长寿之乡标准;人均预期寿命82.23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5岁。
谈起当地长寿老人越来多的现象,古田镇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这在以前不敢想象,长寿人口增加的首要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改善。
当下古田处处郁郁葱葱、充满活力,但如果把时针拨回到2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空气中弥漫着灰尘,“村村点火冒烟”搞水泥生产,河流水体灰黑,鱼虾基本绝迹。
“原来一天下来村里地上粉尘半厘米厚,没人敢开着门窗;下河洗澡后,皮肤会溃烂。”黄晓梁指着村边山上的水泥厂遗址说,那时候村里有大小水泥厂10余家,虽然在1993年就成为全国老区苏区首个“亿元村”,但村子变得快无法居住了,村民根本不敢想长寿的事。
关闭水泥厂等落后产能,拆除河边的危旧房舍和猪栏猪圈……近年来,古田镇着力推进城乡生态环境整治,同时围绕“绿色经济,生态家园”,强化城镇生态建设,绿化美化城镇环境,推进道路、河道和建成区绿化建设,提升森林生态质量,切实改善了居住环境。
走进古田镇竹岭村,只见村中小河清澈见底,水流潺潺,各种鱼类自由嬉戏;溪边草灌保留了田间气息,小水系景观又打造得生动别致。村里一片瓜果飘香,一粒粒饱满的状元豆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高峰期村里有几千头猪,粪便直排导致污水横流,黑臭水体引来苍蝇满天飞。”竹岭村致富带头人、原村支书张旭涛说,他们以森林村庄、美好家园建设为契机,将养猪场搬到了更远的山里,村民也自发把破旧的房屋、猪栏拆除了,环境整治效果不断提升,村里还发展起生态农业。
“近5年来,古田镇的森林覆盖率从79%提升到83%左右,人均公共绿地达167平方米。”古田镇党委书记华娟说,古田85%以上的村都有一块公共绿地,78%以上的村有一片风景林,森林城镇建设的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省级森林城镇标准。人们生活在古田,就是生活在每立方米负氧离子1.6万多个的“天然氧吧”中。古田镇还获评全国特色小镇、国家生态乡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等荣誉,曾经的水泥之乡已成功变身为处处披绿的生态乡镇、风景宜人的宜居小镇。
古田镇竹岭村打造的一处生态旅游小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秦宏 摄
“两山”转化与乡村振兴的新探索
走进古田镇吴地社区,平坦宽阔的山间盆地,处处豆棚瓜架、浓绿喜人,与黛绿的高山相映衬,让人仿若置身世外桃源。
由于气候好、土壤好、水质好,这里山泉水灌溉、生态方式种植的蔬菜生产季长,不愁销路。每年种下去的生姜、甜椒、黄瓜等早早就被经纪人预订一空,亩均年利润1万元左右。靠着生态种植业,吴地社区居民户均年收入可达10余万元,几乎家家有小汽车。
“好生态带来好产业。”华娟说,自然环境和村庄环境改善后,“两山”转化和乡村产业发展路径也不断拓宽,群众“钱袋子”越来越鼓。
吴地社区海拔800多米,地处被称为“北回归线荒漠带上一颗绿色翡翠”的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上。从山上源头流经吴地社区的梅花溪,在附近山谷中水势变缓,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水潭,成为备受游客推崇的景点,每年吸引很多游客前来。
除了生态种植业,吴地社区紧跟当前火热的生态游趋势,做起了民宿,增加了新业态。“十余间民宿经常被预订一空,周末更是一房难求。”吴地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继冬告诉记者,这里的好生态还吸引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入驻,时常带一些专家来指导社区建设。
当年古田“十里长沟百家厂”,处处“点火冒烟”搞水泥生产的场景,如今被生态养殖、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的新面貌所取代。古田农村产业转型后,不仅蓝天碧水重现,村民收入问题也得到同步解决。
“环境好了,我养起吃中药的贵妃鸡;村子被指定为红色研学基地后,我又办起农家乐,年接待学生一两万人。”作为当地原来水泥产业重点村——苏家坡村的乡村致富带头人雷金荣说,现在公司的养殖业和研学旅游业年收入数千万元,还带动本村在家村民和周边群众致富,实现了生产、生活和生态多赢。
依托附近的蛟洋工业园区、红色研学、生态养殖等,苏家坡村村民实现100%就业,无低保人员、无贫困人员、无五保人员,村民人均年收入近3万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古田镇核心区工业产业全部实现绿色转产,一批老旧厂房盘活利用,成为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基地,并打造了一批现代农业生产加工基地。同时,借助毗邻蛟洋工业区的优势,规划集现代物流、商住、仓储等为一体的新城,通过配套服务增加村集体收入。
“红色”是底色,古田镇还不断探索将“红帽子”变成“金饭碗”,通过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相结合,打造和延伸“红绿配”的新产业,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从去年开始,张旭涛几乎每天都要站在村口,盯着村旁山上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营地看几眼。
“村里配合中小学生研学实践的田间基地建好了,就等着营地建成开营。村里还利用旧村改造腾出的土地,盖起了民宿、电商中心。”他说,竹岭村将依托红色研学和生态优势发展乡村旅游业。
结合古田的资源禀赋,2019年11月,龙岩市批准设立古田梅花山文旅康养试验区,整合古田、步云两个乡镇的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打造红色旅游、培训、研学目的地和森林康养基地。之后,位于古田镇的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营地、步云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提升工程等6个项目被列为省级重点项目。今年9月,古田镇与步云乡合并的规划正式获批,梅花山文旅康养试验区将成为域内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依托。
古田镇竹岭村一处民宿(8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康淼摄
红军医院与健康长寿的新畅想
竹岭村104岁的老人赖德招突发气胸疾病,胸口疼痛、呼吸困难。家人看到老人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叫救护车将她送到龙岩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医院专家紧急集体会诊,做出精准的计划,实施手术,帮老人恢复了健康。
“现在有病就到医院治疗,要是在以前,我们农村根本没有这个条件,老人可能已经‘走了’。”赖德招的儿子张崇香说,现在政府每年安排一次高龄老人体检,医生到村部来进行服务,B超都可以在村里做。
“以前村民病了,往往因为经济条件差放弃治疗,或者因为医疗条件不好无法治疗。现在生活环境和村民经济条件好了,医保报销也多了,医疗服务一年比一年好,群众健康越来越有保障。”古田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黄小斌告诉记者,当地长寿老人不断增多,折射的是社会保障全面加强。
在上杭,除了卫生院每年一次到村为60周岁以上老人体检,90周岁以上老人每季度都有医生上门提供健康服务。高龄老人平时也可通过预约,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医疗健康服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提升,上杭县坚持将90%新增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福建省率先实行“健康扶贫保险”和大病医保“三保合一”均衡化。上杭县还通过资助参保、实施健康扶贫商业医疗补充保险和临时救助资金等方式,着力解决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为群众的健康长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即使是特困群众,也有政策保障;最高3000元封顶的医疗费用支出,让他们不会再‘因贫忌医’。”上杭县委书记王波说,考虑到群众享受医保服务的便捷性,上杭还将医保刷卡业务开通到村卫生所,50个相对贫困村卫生所全部开通医保刷卡。
人民至上理念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老区苏区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苏区异常艰难,红军却在上杭一座大土楼——福兴楼设立闽西红军医院,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当地群众积极支援红军医院,医护人员和红军伤病员深受感动;同时,医护人员也积极帮助群众治疗疾病,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群众和红军伤病员、医护人员鱼水相依,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当下在古田镇中心卫生院北侧,一座规划用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新医院楼群正在拔地而起,这是上杭县医院古田分院建设项目,也是古田镇中心卫生院的升级版,可以极大地提升当地现有的医疗卫生水平。
“县医院古田分院的建设,也是近年来上杭县城乡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的一个缩影,城乡居民健康长寿的保障基础将越筑越牢。”黄小斌告诉记者,作为对红军医院的精神传承,这里还将配套建设医养结合康养大楼、红军医院展览馆、全国医德医风教育培训基地等。
8月14日,深山中的古田镇吴地社区风景如画,游客在村民种植蔬菜的田间游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秦宏摄
红色文化与文明乡风的新传承
“你们晚上就在我们家吃饭吧。”采访结束时,坐在椅子上的百岁老人赖德招用乡音招呼记者,思维仍然很清晰。
记者采访的百岁老人,即使是一定程度上失去自主活动能力,需要家人照顾,但普遍衣着朴素整洁,精神状态很好。
“古田群众普遍家庭和谐,子女孝顺,失能高龄老人基本上都会受到家人的悉心照料。”上杭县委宣传部部长蓝玉华说,红色基因、革命精神的传承让古田乡风民风家风纯良,为经济社会建设奠定精神文明基础。
在下郭车村,有一面纪念墙,上面写满重修“红军桥”的村民名单。这其中既有出资的,也有出力的,几乎全村村民名字都在上面。
记者走访的村庄中,村民介绍本村红色历史时普遍充满自豪,并以当年革命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成功的故事,表达对老区苏区振兴发展充满信心。在苏家坡村,村民雷金荣主动提出为记者演唱感恩共产党、歌颂当地新生活的民歌。
“圣地红,沐党恩,跟党走,不忘本……”走进古田镇党委政府大院,一块写着古田镇乡规民约“三字经”的展板,迎面映入眼帘。“三字经”将古田红色传统、发展方向、乡村建设和村民规范等,编成朗朗上口的文字,成为当地群众抒发红色圣地自豪感,打造文明乡风建设美好家园的共同“乡约”。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古田会址动车站广场上,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红旗雕塑和《清平乐·蒋桂战争》诗句,展现了当年红军在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繁忙情景。如今,这里随处可见“红马甲”,让人感受到当地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
随着红色旅游、红色研学兴起,古田每个红色纪念地几乎都能遇到群众志愿者,“红马甲”的热情服务也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群众享受了‘红色’福利,也把回报社会当成自己的责任。”蓝玉华说,通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古田仅巾帼志愿者就达1500多人,经常在动车站、游客服务中心、慈善茶屋等开展志愿服务。2017年以来,古田志愿者开展农村志愿服务6000余人次,成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
8月14日,记者拍摄的上杭县古田镇苏家坡村村口荷塘和村民洋气的住房。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秦宏 摄
■记者手记
老区苏区高质量振兴发展的新追求
新华每日记者邹声文、康淼、秦宏
记者蹲点古田调研感受到,一度污染严重的水泥之乡,如今生态好生活富人长寿,呈现出乡村振兴发展的勃勃生机,充分验证了新发展理念和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蹲点感悟一:“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是人民所需所盼,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相得益彰。
记者采访发现,古田镇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等产业并非“随大流”的盲目决定,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理性选择。近年来,温润的气候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不断改善的交通、医疗条件,吸引了越来越多外省外地老人来古田康养甚至长期居住。
黑龙江省罹患淋巴癌的周文廷老人,每年都会在古田待上两三个月。经过多年疗养,老人身体明显恢复。“这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人们热情和善,这些就像医治我们病体的良药!”周文廷说。
正如当地干群所说,这说明古田生态环境实实在在的好,医疗康养条件不断改善;也说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让人民享有更好健康保障打造“健康中国”,正是当下人民所需所盼;且二者可以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生态好就是健康好。“百岁老人越来越多,也进一步擦亮古田生态康养‘招牌’,助推生态康养产业发展。”华娟说。
蹲点感悟二:用新发展理念指导老区苏区高质量振兴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在古田的水泥厂关停后我们很迷茫,政府及时引导我们发挥化工原材料方面优势进行转型。通过政府牵线搭桥联系科研团队助力公司转型,现在公司主营高端湿电子化学品,还为解决国家原材料‘卡脖子’难题作出贡献。”福建德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华祥斌说,原来的工人现在继续为新产业服务,就业和生态环保都没落下。
关停水泥厂后,上杭经历了产业转型阵痛。如今,很多当年从事水泥产业的企业,结合当地铜产业发达的优势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从而“涅槃”重生。
上杭县委书记王波说,上杭紧抓国家产业转型机遇,依托紫金矿业和引进的吉利集团、宁德时代、传化集团、杉杉集团等龙头企业,大力发展铜冶炼、铜精深加工和稀贵金属精深加工等金铜产业,以及含氟新材料和电子化学新材料等产业,并在上下游初步形成完整产业链,已实现年总产值超千亿元。
去年,上杭县人均GDP达11.6万元,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跻身全国第127位,连续5年进入福建县域经济实力“十强”。“时代在变迁,老区苏区县发展不能走老路。上杭工作重心就是谋划对接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双赢。”王波说。
展望未来,上杭县将以建设蛟洋循环经济绿色园区、金铜新材料循环产业园等为抓手,培育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并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休闲研学、乡村旅游、特色种养等绿色产业,实现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
“我们正瞄准‘双碳’目标带来的新机遇补强产业链条,并探索更多‘红帽子’变成‘金饭碗’和‘两山’转化路径,谋划高质量振兴发展,在老区苏区中率先走向共同富裕。”王波说,希望上杭能够建设成为老区苏区高质量振兴发展示范区,为老区苏区振兴发展不断探索新经验。(完)
佛光寺:“中国古代建筑第一瑰宝”的千年记忆
演讲人:刘畅 主持人:张小琴
演讲地点: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 演讲时间:2020年7月
编者按
7月,“人文清华讲坛”特别节目《穿越时间的距离,跟随梁思成林徽因探寻中国古代建筑》走进梁思成眼中的“中国古代建筑第一瑰宝”——山西五台山佛光寺。
作为现存最重要的中国古代建筑,佛光寺蕴藏了哪些中国文化的珍贵密码,如何保护以佛光寺东大殿为代表的建筑物,古代建筑与现代人的关系是什么?“人文清华讲坛”的专家学者在现场展开了深入探讨。
佛光寺全景王立斌摄
主讲人刘畅(左)与主持人张小琴在佛光寺现场交流。王立斌摄
梁思成在李庄工作室资料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简介:
刘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馆长。著有《山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天王殿精细测绘报告》等十余部,以及《算法基因:两例弯折的下昂》《算法基因:晋东南三座木结构尺度设计对比研究》等学术论文百余篇。
张小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人文清华讲坛”制片人,本场演讲策划人、主持人。
梁林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1937年7月5日,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纪玉堂四位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正式确认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是一座唐代建筑,这也是梁林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日本学者早在1922年就来过佛光寺,不过并没有发现这是唐代建筑。1929年,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曾宣称:“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这一判断,是建立在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的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
但是梁先生、林先生等人一直怀着“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苦苦寻找,自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他们走遍了十余个省,勘查了千余座古建筑遗迹,终于在五台山佛光寺得偿所愿。
一开始,他们只是根据一幅敦煌壁画上的渺茫线索来到此处。他们看古寺第一反应是“望气”,即看看是什么样的气氛,梁先生当时一看佛光寺东大殿“斗栱雄大,出檐深远”,就很兴奋,因为它的斗栱和他之前见过的两个古建筑(建于公元984年的独乐寺观音阁、建于公元1056年的应县木塔)十分相像,他觉得东大殿明显是辽代或辽代以前的建筑,但这还只是个气氛。之后,他们实际采用了多重证据法,主要是依据东大殿四绝,即唐代木结构、唐代绘画(彩画和壁画)、唐代彩塑、唐代墨迹,加上碑刻等文献史料,最终确证东大殿为唐代建筑。梁先生说:“在一座殿堂中,我们拥有唐代绘画、唐代书法、唐代雕塑和唐代建筑。从每项来说,它们已属难得,何况集中一起,则更是罕见。”因此他评价佛光寺东大殿:“此不但为本社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之惟一唐代木构殿宇,实亦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
虽然当年测绘“工作至苦”,爬上梁架时“积尘数寸,着足如绵。以手电探视,各檩则为蝙蝠盘踞,千百群聚”,而且还有许多臭虫,但梁先生表示“这次发现的重要和意外收获,却成了我搜寻古代建筑时期中最愉快的时光”。
我第一次来佛光寺,是大学三年级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们学建筑的都得来这里“朝圣”。2005年我又和研究团队一起来做精细测绘,那时没有现在条件好,我们爬上台阶扑面而来的都是蝙蝠的味道。但是我们白天黑夜都要干活,夜里机器在扫描,走到门口一推门,蚊虫就涌出来。在大殿里干活,后背上“啪”一下,还以为谁拍自己,一抓,一只蝙蝠!那次测绘,让我体验到梁先生和林先生等前辈当年工作的艰辛。现在这里每年有对应措施,所以蝙蝠少多了。
一绝:木结构彰显大唐成熟技术
东大殿的木结构是第一绝,珍贵异常。木结构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斗栱、空间和屋架。
东大殿用的是高等级的七铺作斗栱,为全球现存唐代木建筑中的孤例。所谓铺作,是指构件一层一层往上垒。最底下的一层叫栌斗;上面垒两层,叫杪,杪是树梢的意思;再上面两层叫下昂或者英昂,落英缤纷的“英”。然后耍头在第六层,衬方头在第七层。数铺作有个小窍门,最简单的办法是数突出的部分,出两个头是杪,再出两个尖是昂,这是四层,然后再加三,即隐藏的第一、六、七层,就是七铺作。
宋代《营造法式》记载,出跳的斗栱从四铺作起,最高到八铺作。而八铺作斗栱在现存外檐铺作里未见。东大殿的姊妹殿,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建于8世纪,其斗栱是六铺作,缺少上面那一铺的下昂。
斗栱在古建筑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和转角铺作之分;而柱头与补间铺作的搭配则颇具时代感。比如清代太和殿斗栱很小,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清代叫作平身科)差别很小,排列密集,好像京剧里的龙套;再比如北宋少林初祖庵,补间铺作开始发达起来,和柱头铺作一起发挥作用,又有所不同,像是京剧《将相和》,两个角儿对唱;而东大殿柱头铺作是《定军山》,一个斗栱挑大梁,唱独角戏。
木结构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空间。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大殿大门,原来唐朝时不在此处,而是在内槽柱那儿展开。虽然梁先生当时对门的位置有怀疑,但是没有下定论。唐代进了门之后持灯、持香炉或持法器绕佛就可以算是拜佛,所以不需要跪拜空间,但是后世拜佛方式变为跪拜,需要更多空间,因此门后来就外移了。学者找到了三个证据,证明门曾经被移动过。第一门外的柱础是完整的一圈,很漂亮,唐代匠人不会舍得用门槛把它压上,由此可证柱础建成时是完全暴露的,原来这个地方没有门,没有门槛。第二殿内内槽的柱子上,跟阑额交接的交点之下都有曾经开出卯口,后来又用木头填充的痕迹。后来的学者,陈明达、柴泽俊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真正通过科研来推测大门移动年代的,是我的师弟、更年轻的学者张荣,他们团队从卯口塞的木头里取了一点木材样本,做了碳14分析,发现这个木材大概是元代的,证明很大可能是元代移动了大门,成果发表在张荣的《佛光寺东大殿建置沿革研究》中。第三个明显的证据,大殿北侧一根乳栿底面有曾经砌过墙的痕迹,通过这个可以判断原来这里有墙。梁先生在文章《唐招提寺金堂与中国唐代的建筑》中对比了佛光寺东大殿和唐招提寺金堂,他说二者风格很像,不同之处在于:“佛光寺正殿正面的墙壁门窗位置在前檐柱的一线上,前面没有廊;金堂则位置在前金柱的一线上,在前面留出一道通长的廊子,使它的正面的效果和佛光寺正殿有显著的不同”,但从后世学者的研究看,两个都有廊子,因此二者是不折不扣的姊妹殿。
木构第三个要点是屋架。东大殿的结构是立柱一层、铺作(斗栱)一层,加平闇(吊顶),平闇上面是草架(屋架)。
屋架的核心要点在于有一对斜叉手顶着脊椽。梁先生上去看到叉手以后非常惊喜,“如获至宝”。叉手在古文献里有记载,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有一句话是“芝栭欑罗以戢孴,枝樘杈枒而斜据”,“枝樘杈枒”在《营造法式》明确记载:“枝樘,梁上交木也,杈枒,柱而斜据其间也。今俗谓之叉手”,就长成东大殿叉手这个样子。但是梁先生之前看过的古建筑,从辽代一直到明清,所有的叉手中间会加一个小柱子——蜀柱。梁林突然看到一个没有蜀柱的结构,异常惊喜,一是作为年代的佐证,二是感觉佛光寺东大殿特别符合“结构理性”的要求。
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历来提倡“结构理性主义”,林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说:“建筑上的美,是不能脱离合理的,有机能的,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这句话基本可以用来概括结构理性主义的精神。和结构理性主义相对的,是手法主义,用手法实现视觉的效果。正是基于对结构理性的极致要求,梁先生用“虚伪”二字点评东大殿的两个构件,就是内槽柱上阑额上补间的位置出了两跳华栱,没有实际的结构作用,看头一跳的根部可以看出来,是挂在上面的,没有完整地穿过泥道,里面内槽部分就没了,梁先生说它“在结构上实为不可恕之虚伪部分”。不过梁先生在测绘图里也标注了它是“全殿唯一虚伪结构”,可见东大殿的结构理性还是深得梁先生赞赏的。其实它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跟对面有实际作用的华拱对称,从装饰上看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绝:绘画由设计师统一规划
东大殿第二绝是绘画,一类是建筑彩画,一类是壁画。在东大殿门板背后,学者发现了一行题记“赤白博士许七郎”。“博士”这个用语在唐以前很常见,尤其对于匠人来说,博士往往是指在某一方面特别擅长的人,“赤白博士”在赤白方面有特长,“赤白”是指佛光寺东大殿木结构表面的彩画——在《营造法式》中叫作“丹粉刷饰屋舍”,做彩画的人叫许七郎,大木构件表面涂的颜色和有些额上壁画的花归他管。故宫博物院的陈彤就此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复原研究。
彩画只是涂了点装饰,殿内的佛像画比彩画复杂很多,应该是画作博士之类的工匠画的。佛像画才是梁先生所说的壁画。学者们判断,殿内北侧柱头泥壁上的佛像画画的是阿弥陀说法,中间的主尊是阿弥陀,两边分别是观世音和大势至。如果顺着彩画往里看佛坛上的彩塑,会发现它们有对应关系,对应的那尊彩塑就是阿弥陀佛,旁边是协侍菩萨,最主要的协侍菩萨是观世音和大势至。再走到明间回望殿外唐大中十一年的经幢,经幢顶上的柱状体,四个正面有四尊佛像,中轴线上那两尊对着的是佛坛上的主尊释迦牟尼,它的左手这尊对着的是彩塑阿弥陀,右手那尊垂足而坐,对着的正是彩塑弥勒。外面经幢上的佛,上面画作里的佛,和里面塑像里的佛都有对应关系,可见佛殿是由专门的设计师统一设计规划的。
此外,释迦牟尼须弥座后面还有一幅唐代的画。殿内其他地方的壁画就是明清的了。梁先生说这里的壁画据他所知,“是中国在敦煌石窟以外唯一的真正唐代壁画”。
三绝:彩塑存留历史分层信息
东大殿第三绝是彩塑。佛坛上有35尊,佛坛外明代罗汉像现存的有297尊,一共是332尊彩塑。
佛坛上的佛像以唐代的为主,有一尊韦陀是从山门移过来的,被认为是明代以后的,还有一尊供养人存在争议。南侧是普贤骑着大象,往北是垂足而坐的弥勒及其协侍菩萨、供养菩萨,普贤前面还有童子等。再往北,中间是主尊释迦牟尼,两侧是其两个弟子阿难和迦叶,旁边是协侍菩萨、前面是供养菩萨。佛坛北侧是阿弥陀及其协侍菩萨,供养菩萨。从丰腴的面目和体态、主佛的服饰、眉毛来看,梁先生认为这是唐代的造型,能和敦煌的唐代佛像紧密联系起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野贞从照片判断这些佛像的服饰在民国时期被改过。但是有些边角没有涂好,留下原来的一些痕迹。比如文殊坐在狮子上,衣摆垂下来,遮挡着另一个莲花座,我们可见的莲花座表面花瓣的颜色刷得很鲜亮,但是衣摆下面遮着的莲花瓣上,画的是其他图案,特别精细、漂亮,我们判断被遮着的是早期的莲花瓣,可能原来文殊没穿裙子。
一个佛像上能看到好几个朝代的痕迹。如果在边角捡一个比针尖还小的细渣,用树脂封起来,在可见光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彩塑颜料的分层,历史上很多层的更改都能看出来,就像地层学的累积一样。如果用扫描电镜来判断每层元素,也可以知道成分是什么。如果每层的颜料都能和其他参考资料对应,判定出是哪个历史年代的,那就能建立一个标尺。利用这个标尺去研究其他地方的彩塑,判定每一层大概是什么年代做的、怎么做的,就很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佛光寺东大殿佛像表面这个民国时代的色彩,不仅没有削弱它的历史价值,而且让它更丰厚了。
四绝:墨迹为断代提供确证
前三绝基本都是在推测东大殿的年代,最后第四绝才是确证。
发现第四绝是梁先生他们准备离开佛光寺的时候。那天,夕阳像千百年来一样把光洒到大殿里,大殿里通亮,大家发现四椽栿(大梁)下隐约有墨迹。远视眼的林先生抬头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徽因素病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甚恐有误,又细检阶前经幢建立姓名。幢上有官职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佛殿主’,名列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
为求得题字全文,他们请人花了一天时间搭架子,爬到梁上用湿布把表面的土朱擦去,四根四椽栿,根根有墨迹。
从南往北数第三根,写的是一个类似节度使一样的人,这个人姓郑,官不小,是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南边第一根上面有一个官员是代州都督供军使兼御史中丞,也是三品以上的大官,因为他是赐紫金鱼袋的待遇,是管这个地方的地方官;还有督工、助工、出功德的小一点的官员等人。
最有说服力的名字出现在北边的四椽栿上,有两段文字,下一段文字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宁公遇”这个名字在门口经幢上出现过,经幢上写唐大中十一年建造,唐大中十一年是公元857年,所以后一段把大殿的建造年代和唐朝勾连在一起。“佛殿主”这个称呼出现比较少,在佛教体系里有殿主,基本是负责这个殿的出家人,佛殿主很可能指代的是负责殿务的女弟子,“上都送供”,上都是长安,长安的人来到这儿送供。这根栿的上一段墨迹是“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功德主已故,是个去世的人,这个去世的人是右军中尉,姓王,他所管辖的是唐代的重要军队神策右军,梁先生当时判断,这个姓王的人大概叫王守澄,是个大太监。但后来学者考证,王守澄在东大殿建立的30年前就死了,故判断可能是王元宥,这也是一个大太监,杜牧还写过一个布告《王元宥除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制》,说王元宥这个人很好,为他歌功颂德。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人是王元宥。右军中尉是这么重要的太监,那宁公遇和他写在一根四椽栿上肯定也不是一般身份。有一种猜测,认为他们俩可能是夫妻。唐朝大太监张灯结彩娶夫人、收养子,达官贵人都要来贺喜,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墨迹不仅通过宁公遇把东大殿和唐代建筑联系在一起,而且通过她把东大殿和高官、大太监联系在一起,这样东大殿就和唐代官制建筑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令梁林更高兴的地方。
林先生有一张特别重要的照片,跟号称是宁公遇的彩塑合影。因为佛坛上只有这一个供养人,所以梁林认为她是宁公遇。但是张荣他们用宁公遇后侧表层泥塑涂层的草秸样本做了碳14分析,发现是金代的草,因此这尊塑像是否是宁公遇有待进一步证实,有可能这是金代的供养人,并不是宁公遇,也有可能还是宁公遇,但在金代时补塑重修了。如果可能的话,给它做一个特别细微的穿刺,就可以看看里面的草秸和木材是什么年代的,如果里面还是唐代的东西,那就确证它是宁公遇了。
认出四椽栿的墨迹,是梁林和营造学社成员们最兴奋的时候。据莫宗江回忆,当时他们就在殿外的地上摆了一个毯子,把最好的罐头拿出来吃了一顿野餐,大家就这样一边看东大殿,一边吃晚饭。
这一天是1937年的7月5日,距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只有两天了。
战火中撰写佛光寺考察报告
当年梁林等人下山几天之后,到了附近村镇,才知道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于是测稿托人带走,他们辗转回到北平,不久之后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那时候跟北方消息难通,他们非常牵挂佛光寺,梁先生说“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踏,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担心“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常常为佛光寺默祷,“遥祝健存”。
佛光寺的测稿也特别坎坷。原来它存在天津一家英国银行地下室,发大水给泡了,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找人晾晒、誊抄,再寄给梁林,他们才得以继续做研究工作。
梁先生和林先生后来生活非常困苦,尤其在四川李庄,贫病交加,苦到要吃饭都需要先卖一点东西换饭钱。梁先生当时体重仅47公斤,他的脊柱以前摔坏了,一直穿着钢背心画图,撑不住就拿一个花瓶垫在下巴底下继续工作。林先生肺结核很厉害,据后来罗哲文先生回忆,那时候林先生基本上全天都要卧床,只在太阳好的时候把她推到外面晒晒太阳。医生断言林先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他们的朋友费正清夫妇提出接她到美国治病,但是林先生拒绝了,她说,我要是离开中国,我是逃兵;要是死在这个地方,我是烈士。梁先生在李庄有一张照片,在一个工作室里,瘦削的身影,站在那儿,空空的图板,凝固一样的时间,可谓“茕茕师影,幽幽我心,寂寂沙漏,儦儦路人”。正是在艰苦的处境之下,他们完成了恢弘的《中国建筑史》和《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这篇重要的报告。
梦回唐朝:建筑技术登峰造极
佛光寺没有被战火摧毁,留下了一个最好的想象唐朝的依据。
梁先生说佛光寺东大殿是中国建筑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代表了中国建筑的高峰,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唐代建筑技术的成熟程度。比如武则天时的明堂,有九十多米高,后来薛怀义帮武则天做了天堂,近三百米高,当时人登到天堂第三级可以俯瞰明堂。另外,考古发掘发现唐大明宫麟德殿是一个建筑群,尺度固然是佛光寺的几十倍,但是它是由一个一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每一座单体建筑就相当于把佛光寺抻一抻拉一拉的尺度,这是当时唐代最重要的建筑尺度,说明佛光寺身上已经带有唐代最高等级建筑的基因,所以后来任何针对唐代建筑的研究工作都是以它为出发点以及尺度和比例的参照系进行的。
从各种证据来看,佛光寺可以说是能够反映大唐核心最高等级的建筑,因此它在全世界现存的唐代建筑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深入研究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创新
对于我来说,古建筑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它们给我留了很多要解的谜题,解题生成多巴胺,很快乐。第二个是使命感,我希望在可能的限度内提供一些保护古建筑的方法。
其实从梁先生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在解题,他们要破解《营造法式》这道大题,我的老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先生(梁先生的弟子,曾协助梁先生注释《营造法式》),我们这一代,张荣、陈彤、丁垚、肖旻、王南等等比我年轻的学者们,还有更年轻的学生们也在解题。我们破解这些谜题既是为写历史的人提供素材,同时也是为创新者提供素材。
郭黛姮先生是这次节目的特别嘉宾,她是著名古建筑专家。她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总结:“中国建筑比较巧妙的成就,要研究以后才会发现。比如斗栱,可以吸收地震能量,抗震能力特别好。中国建筑原来柱子扎在地底下,木结构在土下埋着就腐朽了,后来就提高到上面,提高以后,没有深基,基础都在表面上,房子就搁在地面上了,可以脱开地,抗震能力反而好了。比如应县木塔,历经七次大地震没有倒,独乐寺在唐山大地震时稍微有点晃,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要想传承中国建筑的血脉,就要好好研究。”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1日10版)
江苏品牌门窗厂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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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豹门窗,工厂坐落于江苏苏州,占地面积5万方,目前集阳光房、系统窗、幕墙窗开发于一体的门窗企业。
牧尚门窗,工厂坐落于苏州,目前集系统窗、阳光房、幕墙窗开发于一体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