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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日子熬过来的，现在更没什么好吵的
本报记者彭洁
一杯桂花水
下午三点，天色阴沉，风凉凉地刮着，一副大雨欲落的样子。
张士友家的客厅兼书房，开着一盏白晃晃的台灯，狭小的房间有些昏暗。进门一侧的墙上，挂满装裱好的剪报，那是2008年以来各级媒体对他的报道——《张士友：66本日记本》、《老张日记五十年》、《张士友：日记本里的30年变迁》、《透过古戏把脉当下变迁》、《见证幸福的家庭档案》……
“你来这里坐，好写字。”张士友满脸笑意，眼睛眯起，眉间的皱纹拧成“川”字。把我招呼到书桌前，他转身在对面的沙发坐下，又对站在墙边的老伴说：“你快给记者倒杯烫的桂花糖水，今天外面可冷呢。”
王桂芳笑着应声，转身从柜子上拿下一个纸杯。她的头发稀疏，银色中夹着几根黑丝，整齐地盘在脑后，精神硬朗。
“这桂花是从家后面的桂花树上摘下来的，老太婆自己做的桂花糖，泡水喝又香又甜，很有味道。”张士友将掉在额前的几缕头发捋了捋，依旧笑着对我说。
低头一饮，唇齿留香，“阿婆，很好喝。”王桂芳也笑了，脸颊两边松弛的肌肉向上微微鼓起，面容慈祥，“那就多喝点吧！”
屋子里，一下子变得温暖起来。
从不吵架
“我们1958年结婚的，到现在……57年了，从来没吵过架。”昏暗中，张士友低头想了想，算出时间后又马上抬起头。此时，王桂芳找了把椅子，在对面的墙边坐下，听到老伴儿喊出“57年”，也不由一笑，冲我摆摆手说：“没吵过，没什么好吵的，苦日子熬过来的，现在更没什么好吵的。”
那年，张士友22岁，王桂芳19岁，经人介绍后结了婚——从一张黄旧的结婚照上看，彼时，张士友面容俊朗、剑眉星目，唇角微微勾起；靠在他身前的王桂芳眉目清秀，乌黑的头发编成两股束在耳侧，一脸稚气。
张士友说：“我们在一起经历蛮多事情的。”他的语气缓慢平淡，几不可闻。
事实上，在大女儿珍出生之前，他们还有个儿子。只是，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之中，儿子7岁的年幼生命在一条深不见底的河里戛然而止。丧子之痛让王桂芳深受打击，夜夜垂泪，丈夫张士友常常用臂膀倚住妻子，轻声安慰。
珍三岁时，大儿子红卫出生；又三年后，小儿子红坚出生。生活的艰辛迅速压了下来。
那个时候，家里的成员除了3个子女，还有张士友年迈的老母亲，一家六口的生计，主要靠张士友每月30元的工资支撑。王桂芳心疼丈夫，便趁着孩子睡觉、老人小憩的功夫，四处揽手工活贴补家用。
阴霾的光从阳台的纱窗晃进屋里，一下，一下，印着王桂芳的皓首苍颜，“那时候，真难。”她说。
刚结婚时，王桂芳狠心买了一件钟意已久的灯芯绒外套。女儿珍渐渐长大，这件衣服两侧的毛已被磨得精光，王桂芳不舍得扔，布厂工人出身的她寻了把剪刀，把外套改小，当新衣服穿到了珍的身上。又过几年，衣服磨损得愈发厉害，没了外套的样子，王桂芳拾过来，又改成一件马甲，穿在了红卫身上；又几年后，贴上几块布，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衣服，套在红坚身上……
日子，就这样在相濡以沫中过去。
专车接送去看戏
在2008年8月15日这天的日记中，张士友写道：“目前女婿家有4辆车，大儿子有私家车2辆，小儿子家2辆……”老人欣喜，家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感欣慰的是子女的孝顺——女婿和儿子的车，几乎都做过同一件事情：接送张士友看戏。
1996年，张士友从干了近40年的路桥布厂厂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却发现自己更忙了。“忙啊，忙着看戏。”他坐着，一拍大腿，大笑着说。
张士友喜欢看戏。他略微统计了一下，五年前，他先后去了199个村庄，看过344个省内外剧团的演出，每年看戏的场次基本在500场左右。
“我不光看戏，每次到剧院里看花了钱的戏，我会把戏票和剧照收起来，还拉演员合影，回到家，再把每一台戏看的时间地点、票价和感受都写下来。2008年那一年，我一共赶了187场庙会……”
张士友看戏的范围很广，从附近村落到几百公里以外的杭州、上海，只要他知道哪里有戏，就会去看。“近的地方还好，那远处，您这么大年纪，怎么去？”我问道。
张士友“哈哈”一笑，“我儿子、女婿都开车送我去，再把我接回来！”有时候，为了让老爷子在杭州、上海能好好看场戏，儿子或女婿会开车载着他提前一天出发，陪着他住一晚，第二天戏看完了，再一同开着车回来。
“怎么样？就这份孝心……两个媳妇儿从来没抱怨过……我知足啦！”
这家人
张士友，80岁，路桥区路桥街道商城社区居民，退休前任路桥布厂厂长。妻子王桂芳，77岁，两人育有子女三人。
从1956年开始，张士友坚持写日记，至今已有59年。2009年，他将自己数十年来收集的生活资料——大约3万件藏品，整理后建成了台州市首个家庭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