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
贝尔湖（即古称捕鱼儿海）的航拍图，元天元帝于此被明军击溃
元朝的前身为蒙古帝国，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成立时领有大漠南北与林木中地区（今贝加尔湖一带）。经由成吉思汗等蒙古诸汗的经营，以及三次西征之后，蒙古帝国东达日本海与高丽、北达贝加尔湖、南与南宋对峙、西达东欧、黑海与伊拉克地区。成吉思汗时期分疆裂土给东道诸王与西道诸王，东道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大多分封于塞北东部与东北地区，从属性很高。西道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独立性很好，其中分封长子术赤于咸海、里海以北的钦察草原，后由拔都成立钦察汗国；封次子察合台于锡尔河以北的西辽旧地，史称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分封于乃蛮旧地，后由海都建立窝阔台汗国；蒙古本部由幼子拖雷获得，后由蒙古大汗直辖。至于又称汉地的华北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伊朗地区与吐蕃由蒙古大汗直辖。1252年拖雷系的蒙哥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西征西亚，最后建立伊儿汗国，与其他西道诸王合称四大汗国。命忽必烈经营汉地、最后南灭大理。然而蒙哥于攻宋之役去世，随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引发争位使四大汗国纷纷不受蒙古大汗管制，蒙古帝国至此分裂[48]。
元世祖忽必烈有鉴于其他三个汗国不服于他，于是将西亚地区大汗直辖地割让给旭烈兀使其建立伊儿汗国，河中地区大汗直辖地割让给察合台汗阿鲁忽，以换取他们的支持。1279年元世祖在建立元朝后南灭南宋，一统中国地区，当时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部，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包括库页岛，总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千米。自灭亡南宋后虽然多次对日本、缅甸与爪哇等国有所冲突，然而疆域大体趋于稳定。1309年元武宗时期，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先后攻灭窝阔台汗国，元朝取得窝阔台汗国北部和东部的部分领土，领土达1400万平方公里（如果将各汗国一并列入则为2400万平方公里）[17][18]。元朝的藩属国有高丽、缅甸、安南、占城、爪哇及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等国。北有漠北诸部、南有南洋诸国、西有四大汗国。其中有两个直属的藩属国，即高丽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分别建立征东行省与缅中行省[48]。
西北方面的情势，1268年窝阔台汗国的海都意图夺回汗位而联合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反元，史称海都之乱。直到1304年元成宗时期，元廷与这三大汗国达成和议，使之与伊儿汗国一同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成为元朝的藩属国，而元朝设立的行政机构（如行中书省和宣政院）也未包括这些领土。而且元成宗并赐伊儿汗国君主刻有“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等汉文印玺，实质上也承认其独立性。到1309年元武宗时期，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先后攻灭窝阔台汗国，于元文宗年间编纂《经世大典》时，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作为元朝的藩属国[48]。
14世纪元朝与四大汗国总疆域的地图，其中西亚深灰色部分为后来的帖木儿帝国。
1294年元成宗时期的元朝疆域，其中高丽为藩属国。
1309年元武宗时期的元朝疆域，其中窝阔台汗国被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瓜分而亡。
行政区划
元朝行政区划大致上承袭金朝与宋朝制度，然而有两个不同之处：元朝时的路统辖的面积减少，一路仅辖二州；元廷在路上设有行省等
中书省
外派单位，最后行省取代路成为一级行政区，形成
行省制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度。元朝行政区划由高至低依序分为
行省
、
路
、
府
、
州
与
县
，另有等同行省的
宣政院
辖地、归中书省直辖的“腹里”以及等同州的
土司
[49]。
1294年忽必烈去世时的元朝行政区划，其中征东行省实际上是傀儡国高丽
腹里是由中书省直辖的路府，宣政院（初名总制院）辖地主管吐蕃地区。行政首长以蒙古人为主、汉人为副。每省设置丞相一员，其下有平章、左右丞相即参知政事官，名称大略与中书省相同。元代在行省以下各行政区均设置达鲁花赤作（断事官）为地方首长，并以汉人或当地土人为副，以利蒙古人控制地方区域。每路以达鲁花赤为主、总管为副各一员。而府州县均以达鲁花赤为主、尹为副。州、县均分上中下三等，中下州改州尹为知州。土司分有宣慰使、宣抚使与安抚使，于湖广行省境内设置十五个安抚司，又于湖广、四川行省分置四个军。边区的安抚司和军，约当内地的下州，也置达鲁花赤为主，其副为地方人士[49]。县以下基层行政区划设有城关的坊里制与农村的村社制。坊里制于城内分若干片，名曰隅（如东西隅、西南隅之类）。隅下设坊，置坊官、坊司。坊下设里或社，置里正、社长；有的设巷而不设里，置巷长。村社制又称村疃制度，于县下设乡，置乡长，有的改设里正。乡之下设都，置主首。都之下设村社，社设社长[49]。
行中书省全称为“某某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某某行中书省”或“某某行省”，源自金朝的行尚书省。这是基于新征服之地的文化差异太大，所以中央政府就专门设置外派单位来管辖之。由于战争等需求，行省除了负责行政之外也负责军事，最后逐渐形成一级行政区。早在蒙古时期就设有燕京（华北汉地）、别失八里（西辽等今新疆地区）、阿母河（中亚河中地区）等三断事官或行尚书省。元朝初年的行省管辖范围很大，改变也比较频繁，主要由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1260年，元世祖于国内设置十路宣抚司，次年罢之。隔年改设十路宣慰司，渐成定制，并且设置陕西四川行省。往后直到灭宋为止，大多采行宣慰司与行省并行的制度。行省大多依据西夏、大理疆域与南宋新失之地设置，称为“中书省臣出行省事”，灭南宋将全国分为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宣政院辖地与十多个行中书省，并设置专司征讨外国的行省。1321年元英宗时期共设置十一个行省（包含在藩属国高丽设置的征东行省[50]）。至元朝末年，行省增至十五个[49]。
元世祖攻灭南宋后于南宋故土划分的三个行省
一级行政区分布：
腹里：由中书省直辖首都大都附近的中心之地，约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宣政院辖地：宣政院除了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外，尚管辖吐蕃地区军政事务，约今青海、西藏。
行中书省：元世祖至元成宗时期设有十个，陕西、辽阳、甘肃、河南江北、四川、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岭北行中书省。
另外甘肃行省之西的哈密力（今哈密地区）、北庭都元帅府（别失八里）与火州之地不属任何行省管辖[51]。
征讨行省分布：
征宋行省：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争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灭宋后定型为一般的行中书省。
征外行省：于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又称征日本行省）、于缅甸（蒲甘王朝）设置缅中行省（又称征缅行省）、于安南（陈朝）设置交趾行省（又称安南行省）、于占城设置占城行省（蒙越战争失败后撤销）。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建置，事毕即罢。只有征东行省，到元朝中期之后，稳定成高丽王的头衔。行省丞相分别由该国国王或远征军主将担任，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视作藩属国，故与其他行省性质不同[51]。
平乱行省：元末民变时，元廷为便于镇压民变军，先后于腹里地区的济宁（今山东巨野）、彰德（今河南安阳）、冀宁（今山西太原）、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同等地置中书分省。又分别设立淮南江北行省（至正十二年设于扬州）、福建行省（至正十六年设于福州，后分省泉州、建宁和延平）、山东行省（至正十七年）、广西行省、胶东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和福建江西行省（至正二十六年）。
另外元末民变的群雄也设置行省以便于统治，如天完之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韩宋之江南行省、益都行省，以及朱元璋所置江西行省、湖广行省、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等[49]。
元代行省之下的政区划分十分复杂且时常变化，简单时只存在行省、府州、县三级，复杂时则会出现行省、道（宣慰司）、路（总管府）、府州、县五级的情况。这跟元代“投下封邑”制度息息相关，具体政区分级可能有：
道（宣慰司）
元代的道的直接来源即宋金的道路制度。中统三年李璮之乱爆发后，元廷为监察境内汉族世侯，开始仿照宋制设立临时且辖区不定的宣慰司，此时宣慰司多数兼行省相副衔。随着中国的统一，过于庞大的行省已经无法有效处理省内事务，且也有外重内轻之嫌，故至元十五年以后，对宣慰司进行大量的改革，裁撤了宣慰使相副衔并改任行省下属，使之成为辖区固定的行省分支机构及分管区域，其辖区划分也大致与宋金的道路级政区重合。同时由于行省首府附近的地域不设宣慰司，因此产生了直属省部的路州以及分属诸道的路州，但性质上这些都属于“直隶路州”。
直隶路州与封邑行政区
元代直隶于省部或宣慰司道的路州中存在大量的投下封邑型政区，这也是造成元代行政区划层级严重混乱的主要原因。基本上，直隶省部或宣慰司道的路州政区除少数冲要繁盛之地外，都是分封予汉族世侯和蒙古宗室的投下封邑。根据其规模户口的大小，可以分为总管府路、府、州三类，其关系则可参考吴澄所云“皇元因前代郡县之制损益之。郡之大者曰路。其次曰府若州……府若州，如古次国、小国。路设总管府，如古大国之为连率”。
总管府路：总管府路的设置与宣慰司道相似，也是源于宋金的道路制度，但目的性质不尽相同。蒙古初入主中原，以四大世侯为首的汉族地方军阀向蒙廷效忠，蒙廷则依仿金代制度，授予“某路都元帅”“某路都总管”的头衔，确认其在地方的高度世袭自治权，从而建立在汉地的政权机构，是为总管府路之滥觞，此时诸路规模建制与金代诸路相仿，四大世侯为首的有力总管其辖区更大。李璮之乱爆发后，元世祖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不但开始设置流官监察的宣慰司道，同时也对这类具有封邑性质的总管府路进行拆分，使一路仅辖三至四府州，但并没有改变总管府路封邑的政区性质，而是把它们转封给蒙古宗室，转封过程遵从“画境之制”，尽量使一王之封自成一路。灭宋后，置路以封诸侯的制度也在旧宋属地推行，这次的划分则更加零散，甚至到了“一州自成一路”的状况。
直隶府：除了总管府路的属府属州，一些府因为地处冲要或者以一府为封邑（主要在北方）而直隶于省部或宣慰司。少数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的直隶散府（如南阳府、汝宁府、归德府等）经过后世的属区调整后更辖属州。直隶府与总管府路相比数量非常稀少，并非投下封邑的主要形态。
直隶州：与直隶府相似，极少数一些地处冲要或以一州为封邑的州（主要在北方）也直隶于省部或宣慰司。比较特殊的状况是，假如一些宗王的封地只有一县（比如蒙古开国功臣畏答儿之孙忽都虎郡王的封邑阳山县）的话，该县一般会升格为直隶州（升为桂阳州）。直隶州的数目比直隶府稍多，但仍远不及总管府路。
封邑型政区与其他直隶路州的最大区别在于达鲁花赤的设置，封邑型政区的达鲁花赤最早不由中央简任，而是由封君选任，作为封君在其封邑的代理人，行使最高决策权，保证封君在封邑的利益，而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一般上实际负责路州行政的总管、知府等为朝廷选任。
统县型政区
统县型政区即直接统领县级政区的中层政区，同样分为路（实质上为总管府路之首府即总府，总府所辖县在史料中多记述为直辖于路）、府、州三类，这些政区或作为投下封邑的一部分隶属于总管府路或部分直隶府（称为属府、属州），或作为独立的封邑直隶于省部或宣慰司道。其中属府的数量非常少，主要的统县型政区依然是属州。
政治制度
元朝与蒙古帝国的皇位继承异于中国历代王朝，采取库力台大会推举的制度，由王室贵族公推大家的领袖。而元朝皇帝也是兼任蒙古帝国的可汗，由于元世祖的汗位没有经过库力台大会的认可，使得四大汗国纷纷不奉正朔，直到元成宗方恢复宗主关系。元世祖建立元朝后，有意立真金为太子，定传子之局，可惜真金早死而使继承问题又浮现。元朝而后常因皇太子早死或兄弟争位而动荡不安，中期又有武仁之约的协定，武宗系与仁宗系交替继承皇位，然而又因元仁宗废除协定而再度混乱。元朝的继承问题直到元惠宗方稳定，但也进入元朝末期[53]。元朝政治制度与金朝一样承袭宋朝制度，采取文武分权的制度，以中书省总理政务，枢密院掌管兵权。然而元朝的中书省已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元朝不设置门下省，尚书省时设时不设，仅元世祖时期与元武宗时期有设置，所以门下省与尚书省的权力皆交给中书省[49]。中书省统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形成明清内阁制的先驱。其组织架构继承南宋体制，宰相的称呼共有中书令、司统率百官与总理政务等，常以皇太子兼任。下分左右丞相，中书令缺则总领中书事务。平章政事又居次，凡军国重事，无不参决。副相方面有左右丞、参政等。六部共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与工部，内有尚书、侍郎。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过时置时废[49]。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负责督察，与宋朝制度大致相同，然而在地方设有行中书省、行枢密院与行御史台。此外又有掌管学校的集贤院、掌管御膳的宣徽院、掌管驿传的通政院，其他还有太常礼仪院、太史院、太医院与将作院，略前代的九寺诸监。最后新成立的是宣政院（初名总制院），负责佛教及吐蕃（今西藏）地区军政事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49]。
元朝在推行汉人的典章制度与维护蒙古旧法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并且分裂成守旧派与崇汉派。早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攻占汉地后，有赖耶律楚材与木华黎推行汉法以维护其典章制度。当时近臣别迭建议将汉人驱赶并把中原变成大牧场以收取财富，遭到耶律楚材的反对，他认为可用征税的方式获得财富，因此保留了汉地的典章制度。他积极改变蒙古军以往“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的作风，努力兴科祟儒、整顿吏治，实为汉法推行之祖[54]。木华黎为了便于管理汉地，也于汉族四大世侯合作，逐渐巩固了对河北、山西等地的治理[55]。
和林古城的银树
后来管理汉地的元世祖忽必烈也积极推动汉法，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等创设典章制度，如刘秉忠、许衡和姚枢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积极推动了学习汉文的热潮。如元世祖就非常熟悉汉文典籍、礼仪制度，并能用汉文创作诗歌，并且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太子必须学习汉文。接受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提议的“儒教大宗师”称号。忽必烈最后在大都建元称帝，创建中国式的元朝，建立了一套以传统中国中央集权作蓝本的政治体制，例如设立了三省六部和司农司等一系列专司机构，使用中原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任刘秉忠等人的规划建立首都大都。然而，元世祖在李璮叛乱后，对汉人的信任下降。而四大汗国以及守旧派蒙古王室都不满元世祖行汉法的举动，或叛变或疏远之。元世祖晚年也渐与儒臣疏远，任用阿合马、卢世荣与桑哥等色目人与汉人为首的理财派，汉法最后未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后来的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与元惠宗等人更是可以纯熟地运用汉文进行创作。一些入居中原的蒙古贵族，羡慕汉文化，还请了儒生当家庭教师教育子女。为了学习方便还翻译了许多汉文典籍，诸如《通鉴节要》、《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礼》、《春秋》、《孝经》等。但崇汉派与守旧派时常发生冲突与政变，例如南坡之变等[55]。
在人才选用方面，元朝虽然许多制度都沿袭了宋朝，但关于科举，元朝前期并没有常态化的定期举办科举，因此高级官僚的录用端看与元廷关系远近而决定，主要采取世袭、恩荫与推举制的方式。此外尚有循胥吏（小公务员）昇进为官僚的方式，这与宋朝制度大异。宋朝官与吏的界限分明，胥吏大多以胥吏为终，然而元朝因为缺乏科举取才，就以推举或考试胥吏的方式晋升为官，这打破官吏屏障，使官吏成为上下的关系。科举选材方面，窝阔台汗听从耶律楚材建议，召集名儒讲经于东宫，率大臣子弟听讲。又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倡导学习汉族古代文化，又在1234年设“经书国子学”，以冯志常为总教习，命侍臣子弟 18人入学，学习汉文化。并且于1238年以术忽德和刘中举办戊戌选试，此次科举取士录取4030人，并且建立儒户以保护士大夫。但最后仍废除科举，改采推举制度，往后于1252年与1276年两次共入选3890儒户。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文史，培养统治人才。1289年元世祖下诏登记江南人口户籍，次年正式施行推举制度，此次登记成为后来户计的依据[56]。直到1313年，提倡汉化运动的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元仁宗恢复科举，由程钜夫、李孟、许师敬拟定元朝科举制度。1314年八月在全国的17处考场，举行乡试，1315年二月和三月相继在大都举行会试和殿试（廷试），因为是在延祐年间举行的，史称“延祐复科”，本次科举以程朱理学为考试的内容。榜分左右两榜，官位相同，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进士三甲以下都能授正八品官员，如1238年戊戌选试的状元杨奂，1315年的乙卯科左榜状元张起岩[57]。元朝前后共举行过16次，选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进士约1100余人。蒙古、色目人应举者远远少于汉人、南人。然而为了保障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名额，实行难度不同的“分榜取士”，并且给蒙古人与色目人保留了超过其应举比例的名额，这也让蒙古与色目子弟失去了学习汉族文化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元统元年进士录》的记载称四等人名额相等，各25人，但读书人总数确实南人、汉人要远多于蒙古、色目，因此也有破例，如延佑首科的录取名额给左榜的要远多于右榜。虽然是聊胜于无的科举，但在形式上已经恢复，且持续坚持下去。原来放弃科举的士子重新获得了入仕机会，因此汉族士大夫莫不对元廷忠心耿耿。在元朝灭亡之际，舍身殉国的就有很多是科举出身者，可见科举复办对怀柔汉族士大夫有一定效果[55]。
元朝行政特点是使用大量公式化的公文格式和断例，称条格。
《卢沟筏运图》，描绘1266年元世祖在卢沟桥附近河运石木以建造大都宫殿的情景
元朝首都大都的平面布局
外交
元朝时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
传教士
、商旅等络绎不绝，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兄弟及其子
马可波罗
成为得到元朝皇帝宠信，在元朝担任外交专使的外国人。元廷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
日本
、
安南
、
占城
、
缅甸
、
爪哇
）臣服，接受与元朝的
朝贡
关系，但遭到拒绝，故派遣军队进攻攻打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中以
元日战争
最为著名，也最惨烈[48]。
1335年元朝晚期与周边国家局势图
东北地区
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被称为“蒙古国牒状”
东北方面有
高丽王朝
与日本
镰仓幕府
。高丽王朝领有朝鲜半岛，之后被
崔氏政权
统治，高丽王变成傀儡。高丽先后臣服于
辽朝
与
金朝
，蒙古兴起后与高丽共同伐金，并约为兄弟之国。1225年蒙古要求高丽向其朝贡，蒙古使节抵达义州边境时，被高丽所害，当时蒙古忙于西征，无暇征讨。1231年
窝阔台
汗派
撒礼塔
率兵入侵高丽，崔氏政权领袖
崔瑀
抵御失败，高丽首都松都（今
开城
）被攻陷，史称
高丽蒙古战争
。蒙军设置多位
达鲁花赤
以监督高丽政事。隔年崔瑀杀死达鲁花赤，拥护高丽王
高丽高宗
从松都迁往
江华岛
，并且长期抗蒙，另外
三别抄
军抵抗蒙军至1273年。然而高丽朝廷分裂成反战的文派，与抗蒙的崔氏政权。贵由、
蒙哥
时又四次讨伐掠夺高丽地，1258年崔氏政权被颠覆后，
高丽高宗
遣子称臣，正式成为蒙古的藩属国。1283年
元世祖
为了讨伐日本，于高丽国设置
征东行省
，高丽王为行省的左丞相，内政受蒙古人控制。高丽君主从
忠烈王
开始娶蒙古公主为妻，高丽君主继承人按照约定，必须在
元大都
以蒙古人的方式长大成人后，方可回高丽[48]。高丽成为元朝的藩属国后，元世祖六次遣使者要求日本朝贡，均告失败，于是发起
元日战争
。1274年元军发动第一次侵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为“
文永之役
”，元廷派三万二千余人东征日本，最后因为台风侵袭而伤亡惨重。1281年七月，忽必烈又发动第二次侵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为“
弘安之役
”，由
范文虎
、
李庭
率江南军十余万人，到达
次能
、
志贺
二岛，因日军积极抵抗，且元军又遇到台风，最后再度惨败。通常认为
台风
（日本人称之为“
神风
”）与元军不擅水战是造成失败的最大原因（另一方面，据称高丽和南宋工匠故意制作式样错误的战船）。而后元世祖又准备第三次东征，因大臣劝阻，再加上出兵安南的缘故而罢[48]。而后元世祖多次遣使均遭日本拒绝，通使关系一直未能建立，但是元朝与日本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来元日本人以商人与禅僧最多。元廷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主要港口是庆元（今
宁波
）[48]。
南洋诸国
南洋诸国有安南（
陈朝
）、
占城
与爪哇（
满者伯夷
）等国。安南国据有今越南北部，于五代北宋时期独立于中华。蒙古大汗
蒙哥
于1257年派
兀良哈台
南攻安南，
蒙越战争
爆发。越南
陈太宗
被蒙军击败，上表称臣，蒙哥封为安南国王，而越南
陈圣宗
继位后不愿向元朝称臣。当时在安南南方还有占城国，1282年占城国王
因陀罗跋摩六世
遣使朝贡，
元世祖
因此设置
荆湖占城行中书省
，以
阿里海牙
为该行省的平章政事。由于占城王扣留元使，元世祖借此发兵分水陆攻打占城与安南。他以
唆都
率水军由广州渡海攻打占城。隔年蒙古水军攻下占城国王据守的木城，占城国王
因陀罗跋摩六世
求和，但于蒙古退军后杀使者[58]。1284年元世祖再派镇南王
脱欢
、阿里海牙与唆都率陆军借道安南南征占城，被时任太上皇的陈圣宗反抗而爆发战争。元军大举入侵，占领安南国都。但陈圣宗、
陈兴道
率领的陈军积极抵抗，并且瘟疫四窜。最后元军于1285年撤退，途中遭安南军袭击，损失过半。而后1288年又南征失败，随后安南请和。这场战争至元成宗才废止，安南与占城相继入贡元廷。当时南洋群岛诸国，也多贡于元朝。有名的有
马兰丹
（今马六甲）、
苏木都拉
（今苏门答腊）等。1292年元世祖命
亦黑迷失
、
史弼
与
高兴
率福建水军南征爪哇满者伯夷王国，并降其邻国
葛郎
（爪哇岛以东），但中计受突击，战败而还，以后爪哇仍然派使朝贡[53]。另外自元世祖起亦曾派使者招降
泉州
和
澎湖
外海的
瑠求
，但探访未果，其在东南外海的统治所及仅至设立
巡检司
的澎湖[48]。
陈兴道是蒙越战争中越南陈朝的大将，图为胡志明市的陈兴道雕像
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有
大理国
、
吐蕃
、缅甸（
蒲甘王朝
）、八百媳妇国（
兰纳泰王国
）与暹逻。大理源自唐朝的
南诏
，937年由
段思平
灭南诏建国，占有现今
云南
地区，后由
高升泰
等高氏政权掌控。1252年
蒙哥
汗命
忽必烈
与
兀良合台
自四川迂回南灭大理，原大理国王段氏被任为
大理世袭总管
。吐蕃自晚唐就走向分裂，但其境内
藏传佛教
（又被汉人贬称为喇嘛教）在经历过一次毁灭的打击之后复苏。1247年窝阔台汗次子
阔端
召请萨迦
班智达
贡嘎坚赞来凉州，史称
凉州会盟
，此后萨迦派与蒙古大汗形成了布施关系（详见
元朝治藏历史
）。元世祖忽必烈封贡嘎坚赞的侄子
八思巴
为“帝师”，兼任总制院（后改为
宣政院
）院使，取得了统治图博地区的权力，再由萨迦法王往下分封土地。缅甸为唐朝的
骠国
，宋朝以后称缅，国内部落称甸，所以又称缅甸。元朝初期缅甸为
蒲甘王朝
，其王朝西并
阿剌干
（今孟加拉湾一带），南并
勃固
（今
仰光
以北），并进占暹罗。元世祖派使招降不从，缅甸反派军入侵云南，
元缅战争
爆发，而后元兵又多次进攻缅甸。1283年元世祖派军入侵缅甸，两年后缅甸王请和。1287年缅甸内乱，元军乘机进攻缅甸，蒲甘城破，缅甸成为元朝的藩属，缅甸王
那罗梯诃波帝
失去王位，元廷建
缅中行省
，而后以蒲甘国王任行省左丞相，成为元朝傀儡。1368年
掸族
于缅甸东部
阿瓦
建立
阿瓦王国
，首领为
阿散哥
。
孟族
建都于
马达班
，1369年迁都
勃固
，建立
勃固王朝
，二王国南北交战。掸族阿散哥挟持缅甸王，使
元成宗
派元军讨伐，最后迫使阿散哥派使朝贡。
兰纳泰王国
（元人称八百媳妇国）位于掸族东边的
金三角
，曾联合阿散哥抵抗元军，元廷多次讨伐未果，直到
元泰定帝
时才内附[53]。暹罗地区原有
素可泰王朝
（元人称暹国）、
大城王国
（元人称
罗斛
）以及其他小国。暹国曾扩张其势力于
马来半岛
，元成宗后遣使进贡八次。罗斛自元世祖末年就开始进贡，并于元末时期并吞暹国等小国，统一为暹罗国[48]。
欧洲与非洲地区
在
蒙古帝国
进行
三次西征
的同时，正值
教宗
提倡
十字军东征
进军
西亚
地区的
伊斯兰国家
以收复
耶路撒冷
；由于教宗急需外援以抗衡
伊斯兰教徒
，同时
欧洲
的
基督教国家
刚经历过
蒙古第二次西征
不久，再加上东西交通十分便利，纷纷派使者东行了解这个东方大国[59][60]。教宗于1245年曾派
柏朗嘉宾
经
钦察汗国
到
和林
谒见
贵由
汗，返国著成《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1253年
法国
国王
路易九世
派
鲁不鲁乞
以传教为名到和林觐见
蒙哥
汗，返国著有《
鲁不鲁乞东游记
》。1316年
意大利
人
鄂多立克
经海路至
元大都
，参加了
元泰定帝
的宫廷庆典，回国著成《
鄂多立克东游录
》，范围远达
西藏
，对元大都及宫廷的描写较细。最著名的是意大利探险家
马可波罗
，他随经商的父亲、叔父于1275年到元朝觐见
元世祖
，直至1291年才离去。他担任元廷官吏，历游元朝各地，其著写的《
马可波罗游记
》对元朝进行多角度反映，吸引欧洲人东行中国。另外元朝与
非洲
地区诸国也有来往，时人
汪大渊
在1330年和1337年二度飘洋过海亲身经历的
南洋
和
西洋
二百多个地方的地理、风土、物产，最后著成《
岛夷志略
》，影响明代初期的
郑和下西洋
[59]。
《马可·波罗游记》插图：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在大都的王廷
军事
使用蒙古弓作战的蒙古突骑
元朝军队按照亲疏关系分成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与新附军等四个等级。蒙古军与探马赤军主要是骑兵。汉军、新附军大多为步军，也配有部分骑兵。水军编有水军万户府、水军千户所等。炮军由炮手和制炮工匠组成，编有炮手万户府、炮手千户所，设有炮手总管等。一部分侍卫亲军中，还专置弩军千户所，管领禁卫军中的弓箭手[61]。
蒙古军是元朝军队的骨干，主要由蒙古族组成。蒙古军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时即创立，平时分布在草原上驻牧，战时临时招集。采用兵民合一的万户制，按十进制编组成十户、百户、千户。只要是十五岁至七十以内的人皆服兵役，其童子稍微年长者也组成“渐丁军”。元朝时期在汉地和江南军户中签发丁男应役。探马赤军又名签军，随着战争的发展，统治者需要一支蒙古军队长期留守被征服地区，于是从蒙古各部中“签发”了部分士兵，组成专门用于镇戍的探马赤军。自1217年木华黎讨伐金朝时建立，由弘吉剌、兀鲁兀、忙兀、札剌亦儿及亦乞烈思五部组成，西征花剌子模后回族、维吾尔族与突厥族等族成为探马赤军的一部分。探马赤军精于火炮与西方的回回炮，攻城力强。“下马则屯聚牧养，上马则备战[62]”[61][63]。
元朝的铜制手铳是中国兵器史上第一个金属管形射击火器
汉军是
蒙古帝国
占领
汉地
后发民为兵，主要由
金朝女真
与
契丹
降军、早期降蒙的
南宋
军、汉地的地方
汉族
武装势力与签发汉地百姓等所组成。
窝阔台
汗于1229年收编金朝女真与契丹降军[64]，在汉地民户中大规模签发士兵，补充汉军兵员，将蒙古军的编制和官称用于汉军系统强。各汉军万户统军人数不等，“大者五、六万，小者不下二、三万”。汉军有“旧军”与“新军”的区别。旧军主要指敌国降军和地方武装势力，新军指从汉地百姓签发的新兵。
元世祖
忽必烈即位后，蒙元帝国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移到了中原汉地。元世祖对军队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建成中央
宿卫军
和地方
镇戍军
两大系统，确定了元军的编制和隶属关系，在元朝对外战争中，汉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3]。
新附军
主要是元朝南征南宋期间收边的降军，又被称为新附汉军、南军等。新附军内名号繁杂，而是元廷因士兵所具不同特点而起的名称，如券军、手号军与盐军等等。估计当时新附军的数量在二十万人上下，元帝将新附军分编到元军的侍卫军和镇戌军中；或以蒙古、汉人、南人建立新的军府，管领新附军人。每当有战事发生，首先调发各军中的新附军出征，其余则从事屯田和工役造作。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最后式微[61]。
1293年文永之役元日水军海战，竹崎季长绘《蒙古袭来绘词》
元朝的防卫分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和侍卫亲军构成，其中怯薛军保留自成吉思汗创立的四怯薛番直宿卫，常额在万人以上，元朝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或其后人充任怯薛长。在战争中，怯薛则是全军的中坚力量，被称之为“也客豁勒”（大中军）；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在华北汉人世侯的建议下所置，在初期蒙制怯薛未形成战斗力之时负责宿卫之职以及与阿里不哥争夺权力。其后，侍卫亲军用于保卫大都，卫设都指挥史或率史，隶属于枢密院[63]。镇戍军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守卫靠近京畿的要地，华北、陕西、四川的蒙古军、探马赤军由各地的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隶属于枢密院。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共同驻守，防御重点是江淮地区，隶属于各行省。镇戍诸军，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行省，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则归属枢密院决定[61]。
元朝水军原是为了元灭宋之战而准备，1270年命刘整建造大量水军。襄樊之战时元朝水军与陆军协同包围襄阳，攻下后降将吕文焕又率元水军与河岸陆军协同于丁家洲之战击溃南宋水军精锐，至此领有全部长江水域。而后张弘范又率元朝水军（平底船）渡海南下追击南宋海军，最后于崖山海战包围歼灭之，元朝水军在灭宋之战有重要的功能。元朝融合了南宋和阿拉伯航海技术，使海军技术更加成熟，然而在对外战事中，元日战争与元爪战争均以失败结束，而且对日战争两次均被台风所毁，只有对占城的战役获胜而已[61]。
人口
元代龙纹带扣
早在蒙古时期，北方人口就不断的南逃，总人数约占北方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种现象到惠宗时都还持续发生，元廷屡禁而不能止。在大蒙古国征服金朝期间在战地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和掠夺。随后的瘟疫与饥荒导致东亚地区大量人口消失，其中又以金朝的华北和南宋的川陕四路十分严重。这是导致“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发生的重大原因[65][需要较佳来源]。
1234年3月9日金灭亡后，华北地区约有110万户与600万人，只有1208年的金朝人口5353万的13%[66]。蒙古宋战争期间，南宋境内因战争总计消灭了大约1500万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陕四路地区。[67]1279年元军完全剿灭四川的抗元势力后，在1280年的户口调查仅为9万余户与50万余人，只有1231年蒙古入侵川陕四路地区前的4%。大蒙古国时期有过两次户口统计，先有1235年窝阔台汗推行的乙未籍户，获得华北地区如燕京（今北京）、顺天（今河北保定）等三十六路的人口资料，后有1252年蒙哥汗完成的壬子籍户，显示华北人口略有增加。1271年元世祖建国号为大元。虽然在元成宗到元惠宗至正初年期间政治动荡不安，尽管每年也成百上千次人民起义，但社会上基本处于安定状态，经济大体上也是呈现增长的状态，这些都促使人口增长，大约在惠宗至正十年（1351年）达到高峰[65]。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红巾军起义之后又造成人口大量减少。明太祖建国后论到：“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68]
元代户口统计并不是准确，无法涵盖的人口包括逃户、因土地兼并而荫蔽的隐户、流民以及私属人口等。朝廷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口包括：岭北等处行中书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西南土司地区和宣政院辖地的居民；蒙古诸王、贵族、军将的大量私属人口（驱口、投下户，怯怜口、打捕鹰房人户）；独立于州县以外的诸色户计（军户、站户、匠户、民屯户、释、道、儒户、游食者）等。现在历史学者只能根据史书的原始数据与他们掌握的历史资料的来推断，所以差异甚大，仅作参考。人口逃亡的现象很严重，如1241年，忽都虎等元籍诸路民户1,004,656户，逃户即达280,746户，占全部人户的28％[65]。另外，随着民族关系日益密切，往来与杂居也相当普遍。从蒙金战争时期就陆续有大批汉人被迁往蒙古草原以及天山南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与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各地；蒙古与色目官员、军户、商人等也大量移居中原内地；云南地区居住的蒙古人约十万人左右；大都、上都等政治城市及杭州、泉州、镇江等商业城市都居住许多蒙古人、畏兀儿（维吾尔祖先）、穆斯林、党项人、女真人与契丹人等，促成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69]。
“四等人制”
有说法认为由于蒙古人与汉人的人数比例极不平均，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主张蒙古至上主义，对于不同族群之间形成相对礼遇或相对受限的不同待遇，其优先顺位的排序先后为
蒙古人
、
色目人
（包括
西域
各族和
西夏人
）、
汉人
（原金朝统治下人民）、
南人
（南宋统治下的汉人）等四类人，组成了四等人制的
阶级制度
，虽然该制度并不见于官方文告及档案。有学者认为，元廷给蒙古人与色目人极大的权利，并让汉人与南人负担较大的赋税与劳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沉重[70]。尽管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有把臣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元廷对于各民族的不平等态度却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71]，例如汉人打死
怯薛
需要偿命，而怯薛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原文为怯薛歹蒙古人，怯薛歹为元代一特权阶级）[72]。此外汉人做官大多只能做副贰，只有少数汉人能为官高等，如元初的
史天泽
、元末的
贺惟一
等曾官拜丞相[55][k]）。
“九儒十丐”
有说法认为“九儒十丐”是元朝的定制，显示出在蒙古统治下儒士在社会的下等地位。此“九儒十丐”的说法来自南宋遗民谢枋得，其〈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74]及同样是南宋遗民的郑思肖〈大义略序〉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75]但因其政治立场，并不能完全尽信，或作为元朝儒士社会地位低下的佐证。中外史学界已有学者对元代儒士的地位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否定了元代儒人地位低落的说法[l]。
元代户口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69年）
估2,300,000人
西夏立国后的第二次高峰，第一次是1038年，243万人。
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
8,413,164户
53,532,151人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
15,500,000户
估80,000,000人
本年为南宋人口数的高峰值，同年蒙古灭金，史书无户口数记载，史学家葛剑雄估算本年金朝统治区有大约110万户，600万。
窝阔台八年（1236年）
11000000户
估6,000,000人
此时蒙古领有原金朝与西夏的华北地区，去年实施的乙未籍户至本年完成。
蒙哥二年（1252年）
估11,278,745人
本年完成壬子籍户[77][m]。
中统元年(1260年)
1,418,499户[78]
至元十一年（1274年）
15,788,941户[79]
14,134,549户[80]
元军于蒙古宋战争陆续攻下南宋的襄阳、建康与临安，南宋的谢太后与宋恭帝投降。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
13,196,206户[78]
估15,000,000[81]
58,834,711人[78]
估75,306,000人
估75,000,000人[81]
其中原南宋境内有户11,840,800户，原金境内有1,355,406户。此次人口统计数据不包括西南各省的“山泽溪洞之民”。[82]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13,430,332户[78]
60,491,230人[78]
估76,496,000人
另外江淮和四川11,430,878户,内郡1,999,444户，59,848,964人，游食者429,118人，僧、尼213,148人[83]。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
14,002,760户[84]
估79,816,000人
这是《元史》记载的人口数的高峰值。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
13,400,699户[85]
估17,000,000户[81]
估84,873,000人
估85,000,000人[81]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
估18,000,000户[81]
估87,487,000人
部分学者认为本年为元代人口数的高峰值。
注：
本表数据仅包含“中国本土”（不含吐蕃、云南、岭北及辽阳行省）的居民，且未包含特定居民（如道士、僧侣等等），户口统计本身就有一定误差，蒙古贵族军将们又有大量的私户，此外还有军户、匠户等均不纳入人口统计不计入户口统计，所以仅供参考。本表数据参考《元史》、《新元史》、赵文林与谢淑君所著的《中国人口史》与吴松弟所著的《中国人口史》[81]。
经济
元代经济呈现多元格局[86]，经济活跃发达[87]，大致上以农业为主，有学者认为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20]，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期，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这个建议受到铁木真的采纳[21]。窝阔台之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民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21]。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恶性通货膨胀[88]。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21]。
农业
农业方面，宋真宗时推行的占城稻在元朝时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
1260年（中统元年），朝廷下令各路命各自所属的宣抚司选择当地一些通晓农事的人，充任随处“劝农官”。公元1261年（中统二年），设立劝农司，并任命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公元1270年（至元七年），进一步设立专掌农桑水利的“司农司”，并任命左丞张文谦为卿。[89]
《斗茶图》，赵孟所绘，描写元朝时斗茶的情形
1289年，元廷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
木棉提举司
，年征木棉布十万匹。1296年复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反映出棉花种植的普遍及棉纺织业的发达[21]。
到了公元1329年，农业生产继续发展，南粮北运已多达三百五十多万石，说明这一阶段粮食生产的丰富，经济作物也获得较大发展。江南地区早在南宋时已盛产棉花，北方陕甘一带又从西域传来了新的棉种。在当时，茶叶、棉花与甘蔗成为重要的三大经济作物。
元朝水利设施以华中、华南地区比较发达。元初曾设立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专掌水利，逐步修复了前代的水利工程。陕西三白渠工程到元朝后期仍可溉田七万余顷。所修复的浙江海塘，对保护农业生产也起了较大作用。元朝农业技术继承宋朝，南方人民曾采用了圩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梯田等扩大耕地的种植方法，对于生产工具又有改进。关于元朝的农具，在王祯的《农书》中有不少详细的叙述[21]。
元世祖为了清查土地征收赋税曾实行过土地所有者自报田地的经理法，由于未能确实执行[90]，1314年元仁宗又派大臣往江浙、江西、河南三地实施经理法，但实施结果仍然弊端极多，人民纷起反抗[91]，以至仁宗不得不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二年，最后不了了之。
元朝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种。官田主要来自宋、金的官田，两朝皇亲国戚、权贵、豪右的土地，掠夺的民田，以及经过长期战乱所形成的无主荒地。元廷把所掌握的官田一部分作为屯田，一部分赏赐王公贵族和寺院僧侣，余下的则由政府直接招民耕种，收取地租。其屯田的数量极大，遍及全国，其中以河北、河南两省最多[92]。其中民屯是役使汉人屯垦收租，军屯则分给各军户，强迫相当于奴隶的“驱丁”耕种。私田是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占地以及少量自耕农所有的田地。元朝以大量土地赏赐寺院，例如1316年元仁宗曾赐给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华严寺百顷[93]。元朝也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农，然而地位很低下，生活十分困苦。
畜牧业
元朝的畜牧政策以开辟牧场，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为主，尤其是孳息马群。畜牧业发展趋势不稳定，由元世祖时的盛况渐渐趋向衰退，到了元惠宗时，畜牧业的衰败更为严重，其原因最大的是自然灾害。元朝完善了养马的管道，设立太仆寺、尚乘寺、群牧都转运司和买马制度等制度。元朝在全国设立了14个官马道，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都用来牧放马群，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94]。元朝牧场广阔，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95]。当时，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区的优良牧场，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96]。江南和辽东诸处亦散满了牧场，早已打破了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的界线。内地各郡县亦有牧场。除作为官田者以外，这些牧场的部分地段往往由夺取民田而得[97][98]。
牧场分为官牧场与私人牧场。官牧场是12世纪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大汗和各级蒙古贵族的财产。大汗和贵族们通过战争掠夺，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等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元朝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场，安西王忙哥剌，占领大量田地进行牧马，又扩占旁近世业民田30万顷为牧场。云南王忽哥赤的王府畜马繁多，悉纵之郊，败民禾稼，而牧人又在农家宿食，室无宁居。1331年以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99]。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100]。可见，当时蒙古贵族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98]。
岭北行省作为元朝皇室的祖宗根本之地，为了维护诸王、贵族的利益和保持国族的强盛，元帝对这个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畜牧业是岭北行省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遇有自然灾害发生，元朝就从中原调拨大量粮食、布帛进行赈济，或赐银、钞，或购买羊马分给灾民；其灾民，也常由元廷发给资粮，遣送回居本部。元帝对诸王、公主、后妃、勋臣给予巨额赏赐，其目的在于巩固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团结，以维持自己的皇权统治。皇帝对蒙古本土的巨额赏赐，无形中是对这一地区畜牧业生产的投资[98]。
元朝官营牧场分布图
手工业
元朝手工业生产也有些进步，丝织业的发展以南方为主，长江下游的绢，在产量上居于首位，超过了黄河流域。元朝的加金丝织物称为“纳石矢”金锦，当时的织金锦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用片金法织成的，用这种方法织成的金锦，金光夺目。另一类是用圆金法织成的，牢固耐用，但其金光色彩比较暗淡[21]。棉纺织业到宋末元初起了变化，棉花由西北和东南两路迅速传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关中平原。加上元朝在五个省区设置了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棉）十万匹”[101]，可见长江流域的棉布产量已相当可观。但当时由于工具简陋，技术低下，成品尚比较粗糙。1295年前后，妇女黄道婆把海南岛黎族的纺织技术带到松江府的乌泥泾，提升了纺织技术，被尊称为黄娘娘[21]。
元朝的瓷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进步，著名的青花瓷就是元代的新产品。青花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造船业十分发达，还有起碇用的轮车，并已经使用罗盘针导航。元朝的印刷技术，又比宋朝更有进步。活字印刷术不断改进，陆续发明了锡活字和木活字，并用来排印蒙文和汉文书籍。自1276年以来，已使用小块铜版铸印小型的蒙文和汉文印刷品，如纸币“至元通行宝钞”。套色版印刷术应用于刻书，如中兴路刊印的无闻和尚注《金刚经》。1298年王祯用木活字来印他所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不到一月百部齐成，其效率很高。他又发明了转轮排字架，使用简单的机械，提高排字的效率。最后他总结成《造活字印书法》[21]。
元朝行会组织还有应付官府需索、维护同业利益的作用，其组织的内部还更日趋周密。在元朝，“和雇”及“和买”，名义上是给价的，实际上却给价很少，常成为非法需索。虽然各行会多由豪商把持，对中小户进行剥削，但是由于官府科索繁重，同业需要共同来应付官府的需求，同时官府也要利用行会来控制手工业的各个行业[21]。
王祯《农书》记载的宋元纺织机
商业
描绘元代泉州港繁荣景象的图画，来自于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
元朝透过专卖政策控制盐、酒、茶、农具、竹木等一切日用必需品的贸易，影响国内商业的发展。可是元朝幅员广阔，交通发达，所以往往鼓励对外贸易政策，因而终元之世对外贸易颇为繁盛。元朝的对外贸易主要采取官营政策，并禁止汉人往海外经商[102]。但实际上私商入海贸易的仍然很多，政府始终无法禁绝。元代海外贸易输出入商品，大体上与宋代相同。但奴隶贸易却有相当规模，贩运进口的有“黑厮”和“高丽奴”。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物资交流频繁，从而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发展。元朝时临安仍改名杭州，其繁荣并不因南宋覆灭而衰退多少。由于北方人纷纷南迁，城厢内外人口更加稠密，商业繁荣。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地位重要，水陆交通便利，驿站最多，不但是南方国内商业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江浙行中书省居各行中书省征收的商税和酒醋课的第一位[103]，城内中外商民荟萃，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还有古印度等国富商所建的大厦。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东方第一大港，货物的运输量十分巨大，泉州的税收仅次于前朝首都杭州。然而在元朝末年色目军爆发亦思巴奚兵乱，导致外侨大量撤离，对外贸易中断而衰[21]。大都（今北京）是元朝的首都，在原来中都城的东北方建立新城，规模宏大，是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也是陆路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厢内外街道纵横，商肆栉比鳞次，工商业很繁荣，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州县以上的城市，商业比较发达的还有：
长江下游和苏浙闽等地区的建康（南京）、平江（苏州）、扬州、镇江、吴江、吴兴、绍兴、衢州、福州等城市；
长江中游地区的荆南、沙市、汉阳、襄阳、黄池、太平州、江州、隆兴等城市；
长江上游川蜀地区的成都、叙州、遂宁等城市；
沿海对外贸易城市的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温州和江阴等等[21]。
货币制度
1287年元朝至元宝钞
元朝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制，因此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比其他朝代要少。1260年
元世祖
发行了以
丝
为本位的“交钞”与以
白银
或
金为本位
的“
中统
元宝交钞”（简称
中统钞
或宝钞）[104]，中统钞没有设定流通期限[105]，其纸币持有者可以到官库按照法令比价兑换
银
或
金
等流通物资，但官库会酌收工墨费，然而将此类物资向官府兑换成纸币时则无须工墨费，其目的是确保宝钞的货币地位以及让官库更容易收购物资[106]。虽然
蒙古帝国
曾一度废除纸币，但在建立元朝之后再度启用纸币并持续到元朝末期，而且纸币成为了元朝货币的核心[107]。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兑换的时候征收两到三分的手续费（工墨钞）[107]。1276年，元廷大肆搜括物资而增发纸币，并将各路
准备金
的金银运往
大都
，引起物价上涨、纸币贬值。1280年纸币贬值为原来的十分之一。1287年物价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元廷为了稳定物价在该年发行“
至元
宝钞”，和既有的中统钞并行，对应比率为一比五。1350年
元惠宗
又发行“
至正宝钞
”，但是至正钞在发行不久后就因发行过量严重贬值，引发
通货膨胀
、物价暴涨。而民间的日常交易、借贷、商品标价等仍惯用白银，这时使用的白银主要是
银锭
和
元宝
[21]。
赋税与徭役
元代的赋税依旧包括田赋、开采矿产的岁课、盐税等。但由于元代商业发达，商税亦成为了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108]
关于元朝的田赋，《元史·食货志一》说：“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这段话虽然并不确切，但至少说明了南北田赋制度的差异。中原田赋的征收大概始于耶律楚材辅政以后。在这之前蒙古帝国根本没有赋税之制。元朝行于江南的田赋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两税制。
元朝人民还有一项很沉重的财政负担，即科差，是徭役向赋税转化的一种形式[21]。
文化
元朝统治中原，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像
辽朝
、
金朝
与
西夏
等
征服王朝
，他们为了提升本国文化，积极的吸收
中华文化
，进而逐渐汉化，然而蒙元对汉文化却不甚积极。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本身文化，同时采用
西亚文化
与汉文化，并且提倡蒙古至上主义，来防止被汉化。例如他们提倡
藏传佛教
高过于中原的
佛教
与
道教
，在政治上大量使用
色目人
，儒者的地位下降以及长时间没有举办
科举
。由于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
宋朝
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低下，属于中下层的的庶民文化迅速的抬头。这个现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
胥吏
，在艺术与文学方面则是发展以庶民为对象的戏剧与艺能，其中以
元曲
最为兴盛[23]。
思想
元朝的思想上也是兼收并用的，他们对各种思想几乎一视同仁，都加以承认与提倡，“三教九流，莫不崇奉”[109]。然而元廷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儒学，特别是于宋朝形成的理学，更是尊为官学，使得理学得以北传。元仁宗初年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在“明经”、“经疑”和“经义”的考试都规定用南宋儒者朱熹等人的注释，影响后来明朝的科举考试皆采用朱熹注释。理学在元朝还有一些变化，南宋时期即有调和程朱理学的朱熹与心学的陆九龄等两家学派的思想，元代理学家大多舍弃两派其短而综汇所长，最后“合会朱陆”成为元代理学的重要特点。当时有名的理学家有黄震、许衡与刘因与调和朱陆学的吴澄、郑玉与赵偕。朱学的后继者为了配合元帝的需求，更注重在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其道德蒙昧主义的特征日趋明显。从而把注意力由学问思变的道问学转向对道德实践的尊德性的重视，这也促成朱、陆思想的合流。元代理学的发展，也为明朝朱学与阳明心学的崛起提供某些思想的开端[110]。
江南统一后，元朝崇尚儒学的政策有新发展，汉蒙官员上书建议兴举和重视学校，于是元政府在推广有关儒学教育政策的同时，亦更加注意优待和勉励儒学。从元世祖到元世宗时期，元朝的重视、勉励学改的政策已经完备。元成宗以后，这些政策基本上得到历代皇帝的实行。例如为了维护儒学的正常运行，元世祖于至元二十五年下圣旨：“（江淮等处）仍禁约使臣人等勿得于庙学安下，非礼骚扰”，此后元政府两次重申这一禁令，对元朝儒学教育的正常运作起到了保护作用。另外，元朝亦实行宋朝以来的学田政策，允许学校支配学田收入。元朝政府还将儒学推广至边远地区，在云南、两广、海南、西部地区如原西夏政权控制的范围和原宋朝和吐蕃的边境地区、北部和东北地区（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建立、推广和发展儒学。元朝的统一对儒学教育向中国边远地区的扩散作出了推动作用，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绩[111]。
由于元朝由蒙古人所统治，汉族士大夫基于异族统治的考量，在蒙元初期大多分成合作派与抵抗派。合作一派是华北儒者如耶律楚材、杨奂、郝经与许衡等人。他们主张与蒙古统治者和平共存，认为华、夷并非固定不变，如果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如果蒙古统治者有德行，也可以完全入主中原。他们提倡安定社会，保护百姓，将中华的典章制度带进蒙元，以教感化蒙古人。另一派是江南南宋遗民的儒者如谢访、郑思肖、王应麟、胡三省、邓牧、马端临等人。他们缅怀南宋故国，为了消极抵抗元廷，采取隐遁乡里，终生不愿意出仕的方式。并且以著述书籍为业，将思想化为书中主旨。到元朝后期，由于元仁宗实行延祐复科，恢复科举，及第者都感谢天子的恩宠，纷纷愿意为元廷解忧。元朝后期国势大坠，政治腐败、财政困难，使得当时士大夫如赵天麟、郑介夫、张养皓与刘基等人纷纷提出各种政治主张，或从弊端中总结经验教训。他们大多提倡勤政爱民、廉洁公正、任用贤才等措施。元末民变的爆发使得南方有不少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护国，有些士大夫甚至舍身殉国。在明朝建立后，部分元朝遗老纷纷归隐不出[112]。
文学、史学与语文
元朝文学以元曲与小说为主，对于史学研究也十分兴盛。相对的元朝的诗词成就较少，内容比较贫乏，但文以虞集为长，诗以刘因为着[113]。明朝王世贞说“元无文”[114][115]，但叙事文学如戏曲、小说第一次有主导地位[116]。元朝使华北诞生元曲，江南则出现以浙江为中心的文人阶层，孕育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长篇小说，自由奔放的文人如杨维桢、倪瓒等人，在城市发放出市民文化的花朵[23]。
元曲分成散曲与杂剧，散曲具有诗独立生命，杂剧则具有戏剧的独立生命。当时城市经济兴盛，元廷不重视中国文学与科举，当时社会提倡歌舞戏曲作为大众的娱乐品，这些都使宋、金以来的戏曲升华为元曲。散曲是元代的新体诗，也是元代一种新的韵文形式，以抒情为主，主要给舞台上清唱的流行歌曲，可以单独唱也可以融入歌剧内，与唐宋诗词关系密切。[117]；杂剧是元代的歌剧，产生于金末元初，发展和兴盛于元代至元大德年间。根据《太和正音谱》中所记，大约有五百三十五本，创作十分巨大而辉煌。元朝后期，杂剧创作中心逐步南移，加强与温州发扬的南戏的交流，到元末成为传奇，明清时发展出昆剧和粤剧。当时散曲四大名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可久与乔吉，有名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反映作者乐观和顽强精神；《恁阑人》（《江夜》）追求文字技巧，脱离散曲特有风格；描写景物的《水仙子》（《重观瀑布》）雅俗兼备，以出奇制胜；其中描写自然景物的曲子《天净沙》（《秋思》）刻划出一幅秋郊夕照图，情景交融，色彩鲜明，被称为“秋思之祖”[118]。杂剧五大名家除了关汉卿与马致远之外，还有白朴、王实甫与郑光祖，有名的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汉宫秋》、《梧桐雨》、《西厢记》与《倩女离魂》，主要表现社会与生活情况、歌颂历史人物与事件，强调人物的情感。元曲的兴盛，最后成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23]。
元杂剧的压卷之作《西厢记》
元朝长篇小说源自戏曲说白的平话，这些话本最后写成书的即是小说，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最有名，与明朝的《西游记》、清朝的《红楼梦 》合称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叙述三国时期曹操、刘备与诸葛亮等人物，小说通篇精巧叙述谋略，虽与史实多有出入，仍誉之“中国谋略全书”；《水浒传》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著，而罗贯中负责整理。其内容讲述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由被迫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23]。现存宋元平话共约八种，包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119]。
元代的历史研究也十分兴盛。胡三省潜心研究历史巨著《资治通鉴》，1286年《资治通鉴音注》全部成编，公认是对《资治通鉴》的注释最佳者。马端临在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20]，著有《文献通考》，记载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十通之一。苏天爵、欧阳玄、虞集与赵世延一同编写的《经世大典》[113]。脱脱主编，由欧阳玄等人编写《辽史》、《宋史》与《金史》。元朝还有记述大蒙古国立国至窝阔台汗时期的《蒙古秘史》[23]。
元朝的文字与语言方面，一般是通用蒙古语与汉语，然而一些说法认为入声字最早被认为在元朝官话消失。文字通用汉文与蒙古的八思巴字。八思巴文是元世祖时由国师八思巴根据当时的吐蕃文字而制定的一种文字，用以取代标音不够准确的粟特语蒙古文字。然而此时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析为元朝和四大汗国：蒙古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因此八思巴文一直只有元朝采用，并主要用作为汉字标音符号。元朝灭亡后，仍然推行于北元，到了16世纪末期，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受其他蒙古民族同化，转而重新采用蒙古文字[23]。
宗教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之一，元朝首任总制院（即宣政院）院使，管理天下佛教与吐蕃地区
刻有八思巴文的令牌
元朝与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其疆土内的种族也十分繁多，这些都使得元朝的宗教呈现多元化，各类佛教（含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道教、白莲教等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东西方的商旅、教士亦来往频繁，自西方传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含景教和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由于元朝对境内各种宗教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信仰宗教的问题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甚且优容礼遇之，这种环境自然有利于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元朝僧人有免税免役特权，致使一些不法之徒投机为僧，甚至干预诉讼，横行乡里，成为元代的一个社会问题[121]。不过，元世祖曾在礼节上歧视伊斯兰教，例如不尊重其宰羊方法[122][123][124]，伊斯兰教徒被逼吃死肉，此法令亦适用于基督教徒[125]。元朝对宗教管制较为宽松，使得民间如白莲教、明教等借此建立秘密组织，进行抗元起事[59]。
各类佛教中以藏传佛教最为兴盛. 藏传佛教约唐中期自吐蕃传入唐朝，专以祈祷禁咒为事。汉传佛教在唐武宗时遭受打击，宋朝时只剩禅宗慢慢恢复，然敌不过道教与理学。藏传佛教中，萨迦派（花教）自窝阔台汗至元世祖期间逐渐获得蒙元朝廷的尊重。忽必烈早在攻击吐蕃时即于萨迦派的喇嘛扮底达讲和，而后扮底达的继承人八思巴被元世祖奉为国师（后升为帝师），赐玉印，任中原法王，命统天下佛教，并兼任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使来管理吐蕃（今西藏）事务，这是以宗教领袖统治西藏地区之始。八思巴还为元朝建立八思巴文。藏传佛教在元朝皇帝的推崇下，在社会与政治上均有极高的地位。诸位元朝皇帝均受藏传佛教的戒律，藏传佛教也逐渐推广到蒙古各部。然而皇室用于佛事之钱要占国家财政支出一半（皇帝即位前要灌顶），寺院也拥有庞大的产业，部分喇嘛也骄纵不法，危害社会。例如元世祖时，江南佛教总统喇嘛杨琏真珈喜好掘墓，曾挖掘宋朝诸陵与诸大臣坟墓百余所；包庇平民不输租赋者，达两万三千户，其余如夺人产业，奸污妇女等类之事，更为常见[59][126]。
道教自宋朝即十分兴盛，金朝与南宋时期即有全真教、太一教与大道教三派。全真教由王喆创立，主张修孝仅存一之德，然后学道。成吉思汗于西征时邀请全真教道士丘处机西行中亚，十分礼遇他，并且他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后来与其弟子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大道教主张苦节危行，不妄取于人，不苟奢于自，从创教教主刘德仁五传至郦希诚，被蒙哥册封为太玄真人，掌管教务。太一教以传授太一三元法箓之术为主，从创教教主萧抱珍五传至李居寿时，元世祖兴建太一宫，并让他居之，获得太一掌教宗师印。然而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元世祖曾命烧去一些“捏合不实”的道经如《老子化胡经》等，然而仍然册封各派宗师以安抚之[59]。
元朝的基督教（即天主教）称为也里可温教，唐朝时基督教的分支景教（聂斯脱里派）因唐武宗的禁止而式微，到元朝时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当蒙古人数度西征时，欧洲频繁发动数次十字军东征，征伐西亚的伊斯兰教徒，因此欧洲人有意和蒙古结盟，共抗伊斯兰教徒。贵由汗时，教宗曾派使者到和林见贵由汗；元世祖时圣座又派方济各会教主由海道抵大都，元世祖同意其传教，而景教教徒分布在扬州、杭州、镇江与泉州等地，最后分布到华北、西北与西南。然而基督教时常与佛道两教冲突，方聂两派也自相牵制。元朝晚期，教宗有意派主教来华整顿教务，然而主事者漠不关心，元朝灭亡后东西交通断绝，基督教再度式微。犹太教称为术忽或主吾，犹太人大多定居开封、杭州、大都与和林等城市。由于犹太商人擅长理财，元廷视为财政来源之一[59]。
元朝的伊斯兰教（又称回教）称为木速蛮教，也是于唐武宗后式微于中国，而后流行于西域中亚各国如畏吾儿、花剌子模等国。成吉思汗西征时降服许多西域回教国家，使得伊斯兰教徒仕于蒙古朝廷甚多。由于色目人（即西域各族）擅长理财，元世祖统一中国后更任用色目人，给予极大的权力。这些都使得伊斯兰教盛行于中国西部、云南地区等，部分色目商人也有定居于沿海广州、泉州、杭州与扬州等地区，渐渐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特色，几乎覆盖全国[127]。1357年至1366年间更在福建发生色目军乱，史称亦思巴奚兵乱。当时蒙古王公大臣也有信奉伊斯兰教，其中安西王阿难答更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于元成宗驾崩后担任监国，并且很有机会继承为皇帝。如果他担任皇帝，可能使元朝国教改为伊斯兰教[59]。
1330年建立于元朝的河北柏林禅寺宝塔
全真教的开教教主王喆与北七真，其中丘处机居其左首第一
泉州景教墓石与四翼天使拿着交叉上的莲花象征
艺术
元朝经济发达，城市文化兴起，又因为交通发达，东西文化交流，使得元朝艺术呈现多元化。绘画方面，文人画成为主流，着重个人及书法表现，风格与元代强调装饰的宫廷绘画迥然不同。元初
赵孟
、
高克恭
等人提倡复古，回归
唐朝
和
北宋
的风格，并且将书法入画，创造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格。元朝中晚期以
黄公望
、
王蒙
、
倪瓒
、
吴镇
等元代四大家[128]为主，其中又以黄公望为冠[129]。他们寄托清高人格的理念于绘画上，以隐逸山水与
梅
、
兰
、
竹
、
菊
、
松
、石等为象征。黄公望创始“浅降山水”，先以水墨钩勒皴染为基础，加上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由于元人以较干的笔法在纸上作画，这不同于宋人绘于绢上。山水画除了皴法以外，增多擦的效果，犹如
中国书法
一样。为了使画面的上方可以题上诗句，所以故意留出一角，题上自己作的诗句，使诗、书、画三者合成一体，影响明清国画至今。元代的花鸟，以
钱选
最为有名，他学习宋人
赵昌
的画风，具有宋人厚重典雅的趣味。其他如
赵孟
、
赵雍
、
陈琳
与
刘贯道
等均以兼善花鸟出名[130]。
元代书法大家赵孟的《行书右军四事》（局部）
元朝书法的核心人物是赵孟，他的书法深受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影响，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与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表现为“温润闲雅”“秀研飘逸“的风格面貌。审美观趋向飘逸的超然之态获得一种精神解脱有一定联系。鲜于枢与赵孟齐名，但影响略小，尤其擅长行、草书。与他们同时代的书法家邓文原则擅长章草，是研习这种古书体不多见的名家之一。康里巙巙稍晚于赵孟，也以草书名世，是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131]。
元朝的工艺美术十分发达，在传统的工艺美术上吸收了藏族等其他民族文化，对元代工艺美术带来了新的发展。官办手工业人材荟萃，技艺精湛，生产出了大量高级手工艺品和消费品，最明显的如陶瓷工艺、织绣工艺等[132]。元朝瓷器及漆器等实用艺术常有创新。元朝是景德镇真正驰名的时期，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和釉里红。受到中东文化影响，瓷器有丰富的蓝白色装饰，中东商人也会订制大量的龙泉青瓷。元朝也完成许多佛教雕刻，其中，密宗多手佛像显示蒙古人对尼泊尔、西藏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爱好。银器工艺家朱碧山知名的银器的雕造技术也是在此时发展。此外元代也制作生产雕漆工艺品[133]。
元代晚期景德镇窑青花萧何追韩信图梅瓶
只元代龙泉窑的梅子青瓶
黄公望所绘《富春山居图》（剩山图版），山和水的布置疏密有致，墨色浓淡干湿并用，用墨淡雅，但极富变化
赵孟所绘《鹊华秋色图》（局部），以潇洒、松动、干湿相间之笔写出，带有清幽淡远的韵味
高克恭所绘《秋山暮霭图》（局部），卷面云烟流动，淡雅有致，既富有诗一般的韵律，又勃发盎然生机
龚开所绘《瘦马图》，以瘦马之独立夕阳、无人怜惜，表达了亡国的落寞、失意
科技
由于元朝朝廷与社会提倡思想多元，经济发达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交通发达与中外交往空前活跃又为吸收世界各地科技创造条件，使得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历法、数学、农牧业、医药学与地理学等方面。中国古代的发明印刷术及火药等出现了印刷活字盘与火铳等技术，西传西方后促进欧洲国家的进步。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在元朝被大量传至中国。由于东西贸易的兴旺，西域的玉石、纺织品、食品及珍禽异兽等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中外的科技交流，促进了各自的科技进步，元朝正好为这种交流提供了比以前历代都优越的条件[134]。
元朝在天文历法方面十分发达，元世祖邀请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华，吸收了阿拉伯天文学的技术，并且先后在上都、大都、登封等处兴建天文台与回回司天台，设立了远达极北南海的27处天文观测站，在测定黄道和恒星观测方面取得了远超前代的突出成就。元朝有名的天文学家有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人。耶律楚材曾编订有《西征庚午元历》，1267年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郭守敬等人修改历法，以近世截元法主持编订了《授时历》，《授时历》于1280年颁行，延用了400多年，是人类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扎马鲁丁与后来的郭守敬研制出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窥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等十几种天文仪器，当时在天文台里工作的还有阿拉伯天文学家可马剌丁、苫思丁等人。回回司天台一直存在到元末明初，仍由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等修定历数[21][134]。元朝数学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数学家及其著作。如李冶及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朱世杰及其《算学启蒙》、《四元玉鉴》；李冶提出的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及朱世杰提出的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成就。算盘在元代也初具规模[134]。
元朝王祯著作《王祯农书》里所绘的印刷活字盘
元代的农业技术主要可见于《农桑辑要》、《王祯农书》与《农桑衣食撮要》等三部书。《农桑辑要》由元廷主持编纂，全书分七卷十篇，对元及其以前的作物栽培、牲畜饲养做了总结，并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对推广农牧业技术，指导农牧业生产有重要作用。《农书》为著名农学家王祯所著，，全书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总结了古代的农业生产经验，又介绍了当时的新技术，是继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王祯认为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及时施肥、兴修水利才是取得农业丰收的保证，其中关于棉桑种植具有现实意义[21]。《农桑衣食撮要》为鲁明善所著，此书重在实用，按月记载农事活动，特别还涉及到游牧生产，可补《农桑辑要》及其它古农书之不足[134]。
医药学方面，史称金元四大家中有两位生活在蒙元时期。李杲师承张元素，强调补脾胃，创立了“补土派”，著有《脾胃论》、《伤寒会要》等。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发展刘完素火热学说，主张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后人称其为“滋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等书。外科骨伤科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危亦林在麻醉与骨折复位手术上有创新。萨德弥实的《瑞竹堂经验方》很注意北方的寒冷气候及蒙古族游牧生活实际，有不少治疗骨伤及风寒湿痹的方剂，有的时至今日仍为医家所使用。元廷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反映了当时国内各少数民族及中外人民的饮食文化交流[134]。
地理学方面《元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及大批游记类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元一统志》由政府主持，扎马鲁丁、虞应龙具体负责。该书对全国各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城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均有详细描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1280年元世祖命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比较接近实际。潘昂霄还据此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等广大地区地理形势，参阅《元一统志》等地理学著作，以“计里划方”法，绘制成《舆地图》，成为元朝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游记类地理学著作有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对元朝国内外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贸易来往等颇多描绘[134]。
北京郭守敬纪念馆的郭守敬雕像
交通
元代水陆交通的发达，使中外交往范围空前扩大。当时，东西方使臣、商旅的往来非常方便。元人形容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同时代的欧洲商人也说，从里海沿岸城市到中国各地，沿途十分安全。这对发展中外各国之间，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是十分有利的。元朝与中亚、西亚地区的蒙古势力保持着来往关系，东西方海运及陆路交通十分畅通，使得西方与元朝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其中主要分陆路和水路两部分[21]。
陆路有发达的驿道，主要递送朝廷、郡县的文书。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在西域地区新添了许多驿站。著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觐见元太祖成吉思汗时，即曾经过这些驿站。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驿传制度（蒙古语“站赤”），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从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135]。驿道国内可达吐蕃、大理、天山南北路、蒙古草原，国外远及波斯、叙利亚、俄罗斯及欧洲其它地区[21]。
水路主要指河运和海运。河运方面元代凿通了南起镇江、北达大都的大运河。其中从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段，从淮安经扬州入长江的扬州运河段，大体是隋代运河旧道。元世祖以郭守时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通惠河），再加上修建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这使得连接大都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海运方面，当时元朝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亚。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时期随从他的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在其口述并由鲁斯蒂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出元朝中国的繁华景象[21]。
草原上的马可波罗一行人
社会
元代社会因思想多元化、商业经济发达与交通便利，使得元帝国的强盛，是东亚地区的富裕大国，在欧洲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盛况[113]。随着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以至王恽对宣扬礼教的做法，发出了“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的慨叹。孔齐言道：“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136]。在此说明元朝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变化，说明元代文学作品出现众多违背封建礼教的人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137]。
由于元帝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137]。至于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原本纯粹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早期社会中的婚姻以外婚、仇家禁婚、无伦理上限制为主。他们有传统的婚礼习俗，但在统一中国后，由于蒙汉通婚，以及汉化的影响，部分也采汉礼[113]。
